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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换种活法

盖世汽车 南杨 2026-11-16 11:47:40
品牌日产
主营产品金属部件、钢铁产品、铁制品

合资车企正在经历一场身份重写。

过去四五十年间,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合资车企打开的是“把世界带到中国”的通道;现在反过来了,它们要证明的是自己还有“把中国带向世界”的能力。

进入2026年之后,这一信号已不再属于个别企业的战略试探,而是成为跨国车企在华布局的集体调整。不久前,在首届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技术日上,大众发布了本土自研一体化技术矩阵VEGA,宣布进入“深耕中国,共赢全球”阶段。紧接着,日产汽车在进博会上把多款中国设计、研发和制造的车型推到了台前,并公布了这些车型的海外布局规划。

很显然,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把在华研发、中国供应链和本土产品定义能力纳入到全球产品周期。这些动作表面上是出口、技术发布和展台陈列,实质上指向同一个判断:合资体系在中国市场沿用多年的“海外定型、国内适配、本地销售”闭环正在松动,中国正从跨国车企最大的单一销售市场,转变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技术策源地、产品定义节点和供应链效率基准,同一批工厂、同一套供应链、同一群工程师,开始为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区域市场定义产品。

合资的使命,由此不再仅仅只是在中国卖车,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依靠中国能力服务全球。

合资必须重整自己的发展逻辑

理解这场转向,需要先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合资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生存空间正在被系统性压缩。

盖世汽车研究院整理的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的整体销量达到了3010万辆,而这其中69%的份额都由自主品牌贡献。到2030年,盖世汽车研究院做出的预测是,自主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将继续攀升至80%左右,而欧系、日系、韩系和美系品牌的合计份额,将从2025年约30%的水平,进一步压缩至20%。

这不是市场周期性的销量波动,而是竞争范式的转移:当自主品牌以“月更”节奏迭代智能电动产品时,传统合资体系沿用的“海外定型、国内适配”节奏,很显然已难以匹配本土市场的响应速度。

份额下降只是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旧合资模式所依赖的两个前提同时松动了,一是外方技术相对中国市场的代际领先,二是中国市场足以单独消化合资体系为全球平台支付的固定成本。

技术不再吃香是最为致命的。

在燃油车时代,跨国车企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平台架构确实构成技术代差,合资企业以技术换市场的逻辑得以成立。但在智能电动赛道,整车竞争力的重心转向电子电气架构、软件迭代速度、三电成本控制和智驾算法等,中国本土供应链与研发体系在这些环节形成了更快的响应能力和更低的试错成本。

这种效率上的落差并非停留在定性判断层面,当跨国车企把在华研发体系的实际产出和全球体系并置比较时,差距已经可以被量化为具体的时间和成本参数,进而成为其调整全球分工的直接依据。

大众通过与地平线、国轩高科、宁德时代等本土伙伴的深度协作,在华开发时间显著缩短,开发成本还能降低了不少,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跨国车企的全球体系和中国本土效率之间,已经成型的、可量化的落差。

当一套本土研发体系能够在更短周期内、以更低成本产出具备竞争力的智能电动产品时,继续沿用曾经的旧分工,就等于主动放弃效率。合资企业如果仍只在中国市场销售,其技术来源和成本结构,就很难与自主品牌在同一节奏上竞争,而如果要将中国研发纳入全球体系,合资资产的功能就必须进行重新定义。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产能压力。2025年合资品牌在华市场份额已经滑落至30%左右,而就在不到10年之前,合资品牌的份额还长期维持在60%至70%。市场份额严重压缩,之前为巅峰期份额布局的产能就要大量闲置,不少合资工厂甚至已经被迫关停。

这时候,对于跨国车企而言,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就出现了,在中国投入了数十年积累的制造资产、供应链关系和本土团队,如果只服务于一个份额持续萎缩的市场,经济逻辑将越来越难以成立。

出路显然并不只是撤退,中国仍然是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单一汽车市场,真正的出路,在于重新定义历史资产的功能边界。出口业务,就已经从过去处理滞销燃油车的边缘手段,被推到了战略前台。刚刚过去的2026年10月,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销量达到了11.8万辆,同比增长28%。

合资出海正逐步完成从边缘副业到核心战略的结构性转变。但需要指出的是,出口本身只是资产再配置的表层动作,它并不自动解决合资体系的技术来源和组织授权问题。如果出口的仍然是在中国市场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品,那么产能利用率回升也只是把国内的结构性矛盾延后到海外市场。

真正有分析价值的问题其实是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由谁定义?在哪个体系中迭代?以什么成本结构参与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与日产的选择具有样本意义。大众没有把VEGA定位为某一款车型的本地化改良,而是将CMP/CSP整车平台、CEA电子电气架构和酷睿程HS8高级驾驶辅助方案整合为一个可对外输出的技术底座;日产则是将中国设计、研发和制造的整车产品,按照日产统一的全球品质、安全和耐久性标准进行本地化验证后输出。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出口的不是旧平台的剩余产能,而是中国研发体系产出的产品定义能力,这也意味着合资资产的再利用,已经从把中国工厂接入全球销售网络推进到了把中国研发接入全球产品周期的高度。

产能外溢只改变产地,而能力外化,改变的是合资体系在其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如何做能力外化?

大众、日产等合资品牌近期的动作,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把在中国形成的研发能力、技术架构和产品定义权,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体系之中。

判断这一嵌入是否真实发生,不能只看出口数量,而要看几个更硬的指标:中国团队是否拥有架构级定义权,中国研发成果是否被纳入母公司面向其他市场的产品路线图,以及中国供应链是否进入跨国公司海外工厂的物料清单。

大众的CEA架构,由中国团队联合CARIAD中国和小鹏汽车联合开发,迭代节奏规划为每三个月推送重要软件更新、每两年进行一次架构级升级;支撑其研发与测试的C-Brain工具链,已将部分软件功能测试周期从2至3天压缩至2至3小时。这套体系的意义在于,它使大众首次拥有了一个可以在中国本土完成定义、并在成本和速度维度上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智能电动技术栈。

按照规划,CMP平台与CEA架构将在2030年前落地南美,南美市场由此也将成为大众首个承接中国自研技术的海外区域市场,后续再向东南亚、非洲等全球市场延展。

大众将中国从最大的区域市场重新定义为面向全球的技术策源地”,其判断依据不是中国市场的销量规模,而是中国研发体系在智能电动赛道上的产出效率。

更值得关注的是组织含义:当CEA架构的迭代节奏、软件更新频率和测试工具链由中国团队主导时,跨国公司传统的总部定义、区域执行技术权力结构,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研发中心不再只是执行全球平台的本土适配,而是在为全球市场提供平台级的技术选项。

当然,这种权力转移不会一蹴而就,但它一旦发生,合资体系在跨国公司内部的角色,就会从成本中心转向能力中心。

日产的路径则更偏向于制造能力和产品体系的外化。N7、NX8与锋坦(FrontierPro)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的产品定义、研发和制造均在中国完成。

更具指标意义的是零部件板块:经过二十年积累,日产(中国)已与550家本土供应商建立稳定合作,出口品类超过14000种,涵盖新能源三电、动力系统和电子电气等高附加值零部件,产品进入日产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29座工厂,2025年出口销售额达到27亿美元。

这也就意味着,对日产而言,“在中国为全球”不仅是一条整车出口通道,更是一条将中国供应链深度嵌入跨国车企全球生产网络的制度化路径。当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被写入日产全球工厂的物料清单,中国能力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替代的“成本选项”,而是成为跨国车企全球制造体系中具有结构性权重的组成部分。

与整车出口相比,零部件进入全球工厂的黏性更强、替代周期更长,因为这还涉及认证体系、质量追溯和工程变更等流程。一旦中国供应链通过这些制度性门槛,合资体系与中国本土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采购关系,而是共同承担全球车型质量和交付责任的分工关系。

两条路径的共性在于,它们都不是在旧合资框架内做边际调整,而是在重新界定了合资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合资的角色,也从跨国车企进入中国的通道,转变为跨国车企调动中国能力服务全球市场的接口。

未来,合资体系更大的价值可能也正在于此,合资提供了一种组织形态,使中国能力能够以跨国品牌的质量标准、安全体系和全球渠道进入那些对中国自主品牌尚不熟悉的市场。

合资出海的务实选择

近年来,合资转向之所以会持续加速,还因为不少目标市场的结构,正在发生与二十年前中国相似的变化。

全球汽车市场目前主要的增量潜力,集中于全球南方,这些市场对价格敏感、对基础设施条件要求务实,同时尚未被传统跨国车企的电动化产品体系充分覆盖。

大众明确将VEGA的海外落点定位于“全球南方”,日产N7、锋坦等产品的出口目标也大多锁定在拉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选择避开与特斯拉等品牌在欧美成熟市场的正面争夺,而是进入一个跨国车企传统产品体系供给不足、中国供应链效率优势可以充分释放的增量地带。

这是一种务实的市场选择:用中国研发的技术底座去匹配全球可负担的智能化、电动化需求,而不是用高昂的全球平台产品去强行撬动价格敏感型市场。

当大众的CMP平台、日产的整车产品和中国本土供应链,以跨国品牌的质量标准和全球渠道进入全球南方,它们所携带的竞争参数——开发周期、成本结构、智能化配置水平等等,实际上是在重新设定这些市场的产品基准。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合资体系出海同时叠加了跨国公司的品牌信誉、安全标准和售后网络,这使其在部分对可靠性和残值敏感的新兴市场上,具备一种复合型的竞争优势。

当中国技术底座与跨国品牌体系结合的产品,与中国自主品牌产品在同一价格带内展开竞争,胜负将取决于本地化运营、渠道深度和软件迭代能力,而非单一的技术参数。对自主品牌而言,这既不是简单的“自己人打自己人”,也不是可以忽视的旁支。

合资体系出海实际上在海外市场引入了一个新的竞争变量:它用跨国公司的品牌和合规体系包装中国效率,可能会在部分市场比纯中国品牌更快获得渠道信任,但同时也会受制于跨国公司全球产品节奏和组织协调成本。竞争的焦点因此也将从谁的技术更先进转向谁能在目标市场建立可持续的本地化运营。

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指出,外资车企利用中国技术和供应链出海,与中国自主品牌在全球市场形成竞争的同时,双方的竞争焦点正逐步从硬件参数转向全球化运营能力、软件定义能力和供应链统筹能力。

合资与自主、外资与中资,不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在同一套产业能力底座上展开不同组织方式的竞争。这种竞争会带来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结果: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不再只有自主品牌出海一条路径,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和供应链输出,将构成了第二条路径。两条路径的成败标准不同,前者取决于品牌与渠道,后者取决于技术授权与组织协同,但它们都将共同检验中国汽车产业能力是否具备可复制、可嵌入、可合规的全球属性。

当然,这一转向也面临不容忽视的约束。技术权力从母公司向中国研发中心转移,必然触及全球产品定义权、利润分配和数据合规的敏感边界;跨国公司需要在利用中国效率和防止技术体系碎片化之间保持平衡。而全球市场的本地化运营、政策变化和竞争加剧,也会检验合资体系出海是否只是短期套利。

所以,真正决定这一轮转向成败的,不是某款车型在某个市场的短期销量,而是跨国公司是否愿意把中国研发纳入全球产品周期的核心环节,并为此调整授权、考核和协同机制。

这或许是“在中国为全球”最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含义。

它不是合资车企在市场份额压力下的一次被动撤退,而是一场关于跨国汽车工业组织方式的重新试验:当中国从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演化为智能电动技术的产出高地和成本效率基准时,合资体系存在的理由也随之改变,不再只是为中国市场提供全球标准的产品,而是为全球市场提供经过中国效率检验的技术和产品。

这一转向能否在规模上兑现,取决于全球市场的接受速度和跨国车企内部的组织协调能力。但方向已经清晰:合资的使命,不再止于在中国销售,而在于让中国能力成为其全球竞争力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合资的“下半场”不是简单的撤退或扩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角色重写。

本文涉及

Autodata企业洞察与产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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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 自主品牌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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