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悠远的记忆里,或许你早已听闻过这样的故事:一粒不起眼的纽扣电池,足以让一条清澈的小河失去往日的生机。然而,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电动汽车逐渐成为街头巷尾的常见风景,你是否曾想过,驱动这些庞然大物的动力电池,在它们退役之后,又将何去何从?
步入2023年,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刻,产销量双双迈过了3000万辆的历史大关。在这片繁荣之中,新能源汽车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其渗透率高达31.6%。仅仅一年之后,即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年产量便突破了千万辆大关。那些智能化的动力电池生产车间,如同未来世界的缩影,诉说着科技的力量。
然而,在这股新能源浪潮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我国退役的动力电池将达到惊人的104万吨,而到了2030年,这一数字或将飙升至350万吨。如此庞大的电池报废量,如何进行有效的回收利用,无疑成为了整个产业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记者们深入动力电池产业链的上下游,探访了众多企业经营者、科技规划专家以及技术服务机构。他们发现,要解决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难题,关键在于设计和普及一套“数字身份证”。这套系统或许能够成为破解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难题的钥匙,引领行业走向更加规范和高效的发展道路。
在“报废潮”的汹涌澎湃之下,动力电池的流向管理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140万辆,动力电池的装车量更是位居全球之首。随着“两新”政策的持续落地,即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动力电池的退役潮正如期而至。
李林,一位居住在北京的新能源汽车车主,早在2016年便拥有了自己的新能源座驾。然而,随着8年质保期的临近,他发现自己的爱车在充电后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这种电池寿命的焦虑,让他陷入了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抉择。事实上,像李林这样面临电池报废问题的车主并不在少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动力电池室主任王攀指出,汽车动力电池的平均使用寿命为5至8年,这意味着大量早期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其动力电池已经或即将进入报废期。
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的眼中,废旧动力电池是一座巨大的“城市矿山”。然而,如果处置不当,这座“矿山”就可能变成一座危险的“火山”。为了规范行业的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发布了五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共涉及148家企业。然而,张天任在调研时发现,根据天眼查的数据,国内动力电池相关的回收注册企业竟然超过了4万家。这意味着动力电池报废后的流向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量电池回收料被非正规市场分流,无法进入合规企业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在安徽省界首市,电池“循环经济”早已闻名遐迩。然而,界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曹伟却坦言,循环经济产业的入门门槛并不高。近年来,随着国家鼓励相关产业的发展,界首市也出现了一哄而上、无序发展的情况。以铅酸蓄电池为例,全国每年的报废量约为600万吨,但目前全国获批的相关企业回收能力已经达到了1400万吨,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
在这场动力电池回收的“战役”中,不合规企业凭借着低成本的优势大肆收购废旧电池,使得许多合规企业因为找不到回收原料而“饥肠辘辘”。这种“劣胜优汰”的现象不仅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更带来了多重隐患。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科创部部长柯艳春透露,他们在调研时发现,某知名汽车厂商投资生产的柔性拆解产线因为缺少货源而长期处于停机状态。当开机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时,这些先进的产线自然就成了摆设。
退役动力电池如果流入非正规市场,不仅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更与发展新能源的初衷背道而驰。张天任对此深感忧虑。他指出,一些不合规的拆解企业采取粗暴的方式对电池进行破碎处理,不仅导致了环境污染,还严重扰乱了我国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产业的正常秩序。
然而,并非所有的退役动力电池都只能走向报废的命运。事实上,经过检测和修复后,这些电池仍然可以在储能系统、低速电动车等领域发挥余热,实现“梯次利用”。但这需要更多逆生产流程的自动化生产线进行规模化、精细化的拆解处理。柯艳春坦言,目前严重依赖个人经验的低水平拆解方式很难让整个产业链完成数智化等技术升级。如果无法全国一盘棋进行统筹安排,无法组织高质量回收活动,也无法进行全流程管理的话,那么高效资源循环这一命题将很难得到圆满的答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资源循环集团以“国家队”的身份横空出世。这家于2024年10月成立的企业肩负着找到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发展路径、引导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循环经济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他们致力于畅通资源循环链条,打造一个全国性、功能性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为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注入新的活力。
在全球范围内,废旧电池已经成为各国争相开采的“金矿”。柯艳春感慨地说:“有多少新电池就有同样多的旧物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大力推广再生材料的使用。“再生材料”这一词汇首次被提及便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动力电池领域,“黑粉”这一随着锂电池回收行业兴起而走红的热词更是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它是由粉碎后的废旧电池料组成的电子废弃物,其中蕴含的锂、锰、钴和镍等金属混合物极具经济价值。这座尚未被充分开发的“金矿”已经引起了欧美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他们纷纷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加强对这一“金矿”的开采和保护力度。
欧盟推出的《关键原材料法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法案自2024年起正式生效,旨在通过回收途径满足欧盟25%的战略原材料需求,特别是在电动车电池材料方面。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缓解欧盟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更为推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而在中国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持续完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春天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在德国,一项雄心勃勃的《国家循环经济战略》已正式出台,其核心理念在于构建一个材料循环的闭环体系。目前,德国的二次原材料使用率仅为13%,但这一数字在2030年前有望翻倍,成为该战略的首要目标。车辆与电池领域,更是这一战略蓝图中的璀璨明珠,备受瞩目。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正通过《基础设施法案》为电池行业注入强劲动力。高达63.6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电池制造与回收、电池材料加工的每一个环节。这笔资金,无疑为电池行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
然而,全球电池行业的风向并非一成不变。2024年10月,欧盟的一次重要修订,将锂电池中的正极等含锂部分纳入了“危险废物”的范畴,对其出口实施了严格限制。这一修订,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紧接着,2025年3月5日,欧盟委员会再次出手,针对电池相关废弃物发布了《废弃物清单》的最新修订稿,进一步收紧了对黑粉等关键材料的出口政策。这一系列举措,无疑彰显了欧盟作为资源短缺地区,在提升自身关键原材料供应保障能力方面的坚定决心。
面对这一全球趋势,我国电池行业的专家们也发出了警醒之声。王攀指出,欧盟的这些修订,是在《关键原材料法案》之后,为应对资源短缺而采取的重要举措。而我国,作为锂、钴、镍等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退役动力电池的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再生利用,不仅关乎环境安全,更是缓解资源对外依存度、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柯艳春则进一步强调,我国必须加强对退役动力电池的再生利用,这既是消除安全隐患、解决环保问题的必要手段,也是降低新能源汽车产业上游资源对外依赖的有效途径。
在动力电池的生产线上,智能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资源安全已经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2024年12月23日,我国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明确提出,相关企业应加大研发力度,积极应用再生利用技术、设备和工艺,针对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等关键部件进行高效回收。其中,冶炼过程中的锂回收率需达到90%以上,这一高标准无疑为动力电池的循环利用设立了新的标杆。
在此背景下,天能集团等领军企业纷纷布局产业链延伸,上马新产线,致力于锂电池稀贵金属提取业务的开拓。他们深知,尽快走通“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路径,是实现动力电池循环利用、推动行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从资源到资源,从材料到材料,这是循环经济追求的理想境界。”柯艳春感慨道。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漫长的道路。近年来,“数字产品护照”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兴起,动力电池产业也积极响应,试图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2023年,欧盟率先推出了“电池护照”,作为推进电池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的新工具,开创了电池全生命周期信息化溯源的新篇章。随后,韩国政府也宣布了一项国家计划,旨在构建一个覆盖电池制造、电动车运行、报废、使用后电池交易、流通、再利用的全周期信息管理系统。
《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的出台,更是为动力电池行业设立了严格的碳足迹申报标准。从2025年2月18日起,所有动力电池必须提供包括产品碳足迹、电池厂家、型号、原料(含可再生部分)、电池碳足迹总量以及不同生命周期碳足迹等在内的详细信息,并需达到相关限值标准。这一规定无疑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和电池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面对这一挑战,我国并未退缩。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标志着我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该方案围绕全链条管理展开,旨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绿色闭环。同时,方案还强调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可追溯。这意味着,给动力电池安装“数字身份证”的时代已经到来。
“数字身份证”的引入,将有效管理电池的来源、去向以及使用情况,从而避免非法回收和资源浪费。中汽数据在这一领域走在了前列,与产业链上下游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电池企业、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等共同发起了“电池ID计划”。该计划以“集中式管理,分布式存储”为核心思想,旨在实现产业链信息的分级披露和高效协同。同时发布的还有首部《中国电池ID指标手册》,涵盖了6大维度、93项结果指标与132项过程指标,以及首批中国电池ID试点成果。
对于“数字身份证”的应用前景,王攀充满了信心。她认为,这一举措不仅能为企业树立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还能构筑交织贯通的产业数字空间,为政府提供有效的监管抓手,并在国际数字桥梁中提升我国电池产品的绿色竞争力。未来,随着循环经济相关行业的数字化升级,“数字身份证”的应用场景将不断拓展,其在推动行业绿色转型、提升整体数字化水平方面的作用将愈发凸显。柯艳春透露,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正积极谋划“十五五”资源循环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工作,致力于打造统一集约高效的数智化基座和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全行业大数据体系,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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