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全对话付于武（上）：构建命运共同体是未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核心观点】

中国节奏：在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两个维度上，中国汽车产业都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后来居上的态势初露端倪。

“创新”答卷：自主品牌车企为什么能实现如此快速而巨大的跃升？根本原因就是一条：我们迎来了产业全面重构这个特殊的时期，并且用“创新”较好地回答了“怎样转型”这道必答题，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四条主线：中国汽车市场疾风暴雨般高速增长的规模扩张期已经过去了，未来若干年将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期。当此之际，一定要抓住几条主线：做强产业、做优企业、做精产品、做好生态

目标有望实现：一代又一代中国汽车人前赴后继、持续努力，未来10-15年内我们很有可能真正实现汽车强国的奋斗目标。

保持清醒头脑：我们在进步，传统车企巨头们也在加快前进。所以，中国汽车企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差距，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坚持全面创新：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还包括运营管理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生产方式的创新等等。

效率亟待提升：中国车企虽然在市场占有率上不断增长，但是利润率普遍较低，甚至不盈利，整体效率亟待提升。

产业必将整合：汽车产业必将通过兼并重组与深度合作不断整合，因为市场容不下这么多企业。很可能中国最终会形成3-5家集团化的汽车公司，每家下面都包含若干个汽车品牌。

建立命运共同体：汽车产业应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让上下游、各环节、多领域的供应链都充分融合起来。具体来说，整车以及各类供应链企业之间一要背靠背，互相依靠；二要手拉手，一同进步；三要心贴心，同甘共苦。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左）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右）

【对话实录】

赵福全：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福全研究院》高端对话栏目。我是本栏目的主持人、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的赵福全。本栏目由盖斯特管理咨询公司承办并赞助播出。今天是本栏目自2014年创办以来的第71场对话，本期的主题为“汽车供应链创新”。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汽车行业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先生，请付老和大家打个招呼。

付于武：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付于武。今天非常高兴与赵院长一起，就当前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

坚持创新使中国车企在产业转型期占据先机

赵福全：付理事长，您是汽车行业的老兵了，有着50多年的汽车职业生涯经历，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我想您现在的心情一定非常特殊。因为我们正在见证中国汽车产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自主品牌车企这几年来的快速崛起，尤其是在今年上海车展上展示出来的实力，应该说让全球各大车企都为之侧目，甚至震惊。

近期中国汽车市场的数据充分展示出自主品牌车企的进步：截至目前，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50%，而新能源乘用车的新车市占率已接近60%。可以说，在智能电动汽车的较量中，中国自主品牌已经抢占了先机，无论硬件质量、软件水平、客户服务能力，还是品牌号召力，都有了大幅提升。

面对这样的大好局面，作为一位深知中国汽车产业过去几十年艰辛历程的老汽车人，您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能否与观看本节目的同仁们分享一下？

付于武：看到我们中国汽车产业在这个颠覆性创新的时代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我确实是百感交集。

我在汽车行业工作了50多年，可以说最近三五年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思考最多的几年。因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汽车产业也正在全面重构。不只是中国汽车产业，全球汽车产业都处于急剧转型之中。那么，为什么要转型？朝什么方向转型？应该如何转型？这是我这个老汽车人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乃至全球的汽车人肯定也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在讲自主创新。那么面对产业转型的战略机遇，中国汽车产业要如何在创新上发力，才能真正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应该说在之前一段时间，大家对于这些关键问题普遍还看不清答案，不知该何去何从。而我觉得，答案似乎在2022-2023年开始逐渐清晰起来。现在看来，在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两个维度上，中国汽车产业都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后来居上的态势初露端倪。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欣喜和自豪的。

赵福全：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本轮汽车产业重构，即面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的转型，可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并不是中国汽车产业所独有的，而是全球汽车产业共同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说起来，汽车产业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诞生于欧美，后来日韩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一直以来世界级的汽车强企都集中在这些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史要短得多，长期处于跟随者的位置。可是为什么在本轮产业重构中，反而是中国的汽车企业更快地找到了突破口，至少是阶段性地抓住了转型良机呢？您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付于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刚才你也谈到，中国自主品牌在上海车展上有亮眼的表现，同时在国内市场上占有率不断提升。其实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也不断取得突破。比如2022年中国汽车的出口量突破300万辆，超过了德国，仅次于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这是非常巨大的进步。

记得2012年中国汽车出口量首次超过了100万辆，当时我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的会长王侠有过一次对话，我们预测中国汽车出口量应该很快就能从100万辆跃升至200万辆。然而之后的近十年，中国汽车出口量一直在100万辆上下起伏。同时这期间自主品牌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还曾遭遇过连续12个月下降，一度跌到了33%以下。汽车出口量徘徊的情况一直到2021年才有了转机，当年汽车出口量突破200万辆；紧接着，2022年又突破了300万辆；2023年很可能会突破400万辆，成为全球第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发展迅猛，成为驱动中国乃至全球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的主要力量。

那么，自主品牌车企为什么能实现如此快速而巨大的跃升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一条：我们迎来了产业全面重构这个特殊的时期，并且用“创新”较好地回答了在这个时期怎样转型这道必答题，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赵福全：应该说，大家对于“汽车产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这一点早已形成了共识，不过每家企业的认识深度和行动力度各不相同，最后结果就有了很大的差别。正如您刚才谈到的，中国汽车产业过去十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中间还经历过自主品牌的低谷期，当时似乎还看不到任何迅速崛起的迹象。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由量变积累到质变发生的过程。终于在2022年，拐点性的年份到来了。随着产业重构的持续深化，中国汽车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自主品牌车企凭借持续的前瞻创新，一举抓住了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的历史机遇，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先机。

相比之下，那些老牌的全球汽车强企由于过去的成功，容易陷入路径依赖和发展惯性之中，在转型时面临的阻力更大。不少企业因此迈不开步子，转型决心不足，行动也不够坚决。而中国自主品牌车企的历史包袱比较轻，在关键时刻更容易勇敢迈出转型的脚步。当然，历史包袱轻的企业也未必一定会去创新，所以我认为自主品牌今天的成绩更多得益于创新的决心和行动。正是因为认准了产业转型的方向，并坚持耕耘了许多年，中国车企今天才造出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产品，才使品牌认知度得到显著的提升，从而让我们迎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做强产业、做优企业、做精产品、做好生态

赵福全：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现阶段中国自主品牌崛起的速度确实很快，也让外国车企备感压力。事实上，在外国车企进入中国市场30多年之后的今天，部分合资品牌已经逐渐被市场边缘化了，尤其是近几年来二线合资品牌越来越难以与一线自主品牌竞争，甚至一线合资品牌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包括大众、丰田、通用、福特等在内的各大国际车企，都感受到了中国自主品牌的快速进步。不过这些车企显然不会自甘“落后”，也不准备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而是纷纷加快了自身的转型步伐。像这次上海车展前后，很多外国车企的高层都集中“组团”来到中国，认真审视了自主品牌的产品，并与中国各级政府和产业界伙伴频频互动，展现出对中国业务的高度重视。今后这些底蕴深厚的外国车企必将不断加大在新赛道上的投入，持续推出自己的智能电动汽车产品，来和自主品牌一较高低。

付理事长，在这样的形势下，您认为未来中国汽车产业的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请您和各位观众分享一下自己的预判，以及这个判断背后的理由。

付于武：你提的这个问题不禁让我回忆起两件往事。第一件是世纪之初我到美国与你们一批海外华人汽车精英交流，当时你还在美国工作。记得那时候我和大家说，一定不要怀疑中国汽车市场的潜力。后来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并且从2009年持续至今。第二件是几年前我们召开“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版的修订讨论会”，当时与会的多数专家都认为，到2025年中国汽车市场的总销量可以达到3500万辆；而你表达了不同意见，你认为应该是2800万辆左右。现在来看，你的判断更准确。

从这两件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汽车市场疾风暴雨般高速增长的规模扩张期已经过去了，未来若干年将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期。因此，当前中国汽车产业必须转换思路、积极变革，不能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大，更要充分重视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中国汽车产业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当此之际，我认为一定要抓住以下几条主线：

第一，产业要做强。一直以来，中国汽车人的目标和梦想就是建设汽车强国，多少代汽车人都为此而努力奋斗。可以说，饶斌、李刚、陈祖涛等是中国的第一代汽车人，耿昭杰、黄正夏等是第二代汽车人，而像我这样年龄在80岁左右的是第三代汽车人，后面第四代、第五代汽车人也已经成长起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汽车人前赴后继、持续努力，到了今天，我觉得时机终于成熟了，未来10-15年内我们很有可能真正实现汽车强国的奋斗目标。

第二，企业要做优。今后中国汽车企业的目标不应该是单纯追求规模有多大，而应该是成为世界级的优秀企业，即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一定市场份额的汽车企业。这样的企业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标志性的产品品质和调性，这绝不是新能源汽车或智能网联汽车做到怎样的规模就能自然拥有的。

第三，产品要做精。企业做优的前提是产品一定要做精，能够持续推出精品的企业一定是优秀的。而做精产品是一项系统工程，企业在每个维度、每个环节上都要尽可能做到极致，这样打造出的产品才能凭借卓越的品质和个性化的特色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和认可。

第四，生态要做好。前面提到，本轮产业重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最大的变化就是今后要生态化发展。这也是你近期一直在讲的，各方要携手构建“新汽车”母生态，包括大生态、中生态、小生态等。这些理念，我也在向你学习。未来汽车不只是产品，还是服务，“产品+服务”共同支撑用户体验的不断提升。而无论汽车产品，还是相关服务，都要依托于生态才能提供。

我认为，以上四点就是今后汽车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最终，能够让消费者越来越满意的企业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赵福全：中国人口有14亿多，我想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提高出行生活品质的“汽车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汽车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不过增长的速度不可能一直狂飙突进，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更重视发展的质量，而不是规模，在此情况下，速度放慢是一种必然。对于汽车企业来说，单纯追求一时的市场销量目标，远不如扎扎实实地把每一件事都做对更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企业必须在产品打造以及公司经营上下足功夫，包括深耕技术创新、产品提升、品牌建设、管理优化和团队培育等，尤其要积极拥抱并构建以“新汽车”为核心的产业生态。

中国车企未来发展重在坚持创新和提升效率

赵福全：刚刚您特别谈到，我们要构建“新汽车”生态。由于“新汽车”涉及的范围很广、要素很多，其所需的核心能力不是任何一家或者一类企业就能完全掌握的，所以企业寄希望于凭借某种独门绝技包打天下是不可能的。相反，企业必须从生态化发展的理念出发，创新性地把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实现为我所用和优势互补。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企业都要选准自身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独特的核心能力，再以此为基础与别的企业协作，获取所需的其他核心能力，最终共同把“新汽车”打造出来并且越做越好。我觉得，这是您向中国汽车人传递的殷切期待，也是判断中国车企能否做强的衡量标准，更是后续汽车企业必须全力以赴的发展方向。

付于武：确实如此。此外，我认为中国汽车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还要紧紧抓住两个关键词。

一是创新，这是最为关键的。疫情之后我走访了十几家企业，感受到大家对于创新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不少企业都觉得产业重构期的创新，既看不清、又抓不住，对于创新究竟是什么、有哪些作用、该怎样做等问题均不甚清楚。而现在，创新的方向和内涵已经日渐清晰，像特斯拉和比亚迪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创新的代表性企业，趟出了可供其他企业参考的发展路径。

比如特斯拉，最初不少人都以为它是为了资本运作而在做各种包装。然而事实上，特斯拉确实实施了很多开创性的创新，包括前瞻性地推进电动化，实施整合资源的集成式创新，通过智能化技术不断迭代优化产品，以及在生产方式、工艺和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变革。应该说，这些创新实践对于整个产业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再比如比亚迪，它的创新步伐从未停止。前段时间我到深圳开会，又一次参观了比亚迪。我是有备而去的，问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比亚迪的半导体做得这么好，以至于几乎完全未受“缺芯”影响？相关的负责人告诉我，早在2008年比亚迪就收购了一个半导体厂，因为他们觉得半导体对于发展电动化和智能化技术来说是刚性需求，所以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我认为，比亚迪能有今天的成绩正是源于此前一系列的前瞻性布局，这本身就是大胆创新的体现。还有比亚迪的产品造型，之前并不突出，后来他们在不断的创新尝试中逐渐掌握了现代汽车造型设计的技术和语言，并在王朝、海洋等系列产品扩展开来，取得了广受消费者认可的显著进步。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创新举措及成果。

二是效率，这对企业同样至关重要。一家没有效率的企业，是不可能有竞争力的，别说发展了，就连生存都很困难。而效率涉及企业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这方面，中国企业真的不能盲目乐观，我们与国际汽车强企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比如丰田汽车，似乎在电动车方面有所滞后，可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丰田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利润率。而中国车企虽然在市场占有率上不断增长，但是利润率普遍较低，甚至不盈利，整体效率亟待提升。

赵福全：应该说，中国汽车企业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然而汽车产业的较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我们距离终点还很遥远。特别是中国车企在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之后，如何改变策略、调整打法，确保明天能够走得更稳、更好、更远？我相信，这是当前所有的企业家、行业管理者和专家学者都在思考的关键问题。而您为企业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

一个是坚持创新。几乎所有企业都在谈创新，不过其中不少只是停留在概念上，甚至有时候只是在做表面文章，并没有落到实处。而从您讲到的特斯拉和比亚迪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创新要如何落地并产生实际效果。需要强调的是，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还包括运营管理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生产方式的创新等等。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做好电动车就是在新能源动力技术上取得创新突破，做好智能网联汽车就是在智能化、网联化技术上取得创新突破。事实上，本轮汽车产业重构的变化远远超出技术维度。比如，在一些新的关键零部件上的前瞻布局，让比亚迪的产品更具竞争力。又如，围绕汽车生产方式的很多颠覆性创新，让特斯拉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厂区利用率，同时还降低了部件数量、装备投入和生产成本。这些创新不见得都是正确的，更不会尽善尽美，但这种实实在在的创新尝试本身就非常了不起。

我们都知道，汽车诞生一百多年来，先后经历过两次重大的生产方式创新。第一次是福特基于T型车推出了流水线生产方式。这次创新通过专业分工形成了汽车产业链，并让汽车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第二次是丰田的精益生产，即以准时制、零库存和全员参与为特征的柔性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几位教授专门写了一本书《改变世界的机器》，将其总结为精益生产方式。这次创新成就了今天丰田汽车的霸主地位，也受到了诸多车企的争相学习和借鉴。而现在特斯拉的生产方式创新是：基于数字化手段，将生产与设计、采购以及销售、服务等打通，以形成更加柔性智能、集成高效的强大生产能力，同时采用一体化压铸以及分区组装等一系列新型生产技术，试图颠覆传统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并改变精益生产的内涵。值此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的变革之际，这或许会成为史上第三次以生产方式创新改变汽车产业发展轨迹的壮举。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切不可囿于固有观念而对特斯拉的这些尝试视而不见甚或嗤之以鼻，而是应该认真研究、积极探索各种创新举措。

另一个是提升效率。如您所说，当前中国汽车企业在销量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利润率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对比国际车企巨头的高利润率，我们是需要深思的。而提高利润率归根结底只有靠提升效率，只有提升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以及管理运营等各方面的效率，最终才能让企业获得更大的效益。这种效率或者说盈利能力的提升，既是企业经营的核心目的，也是创新价值的体现及衡量标准。对此，中国汽车企业必须高度重视。

付于武：前几天，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专门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谈了很多。他就问我，怎么看特斯拉？他说看到很多关于特斯拉的消息，感觉这家企业很“可怕”，比如能够想到且敢于去做一体化压铸车身这样的创新。沈部长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关注和学习特斯拉，并大胆做出属于自己的创新尝试。

中国汽车企业必须保持冷静、认清差距

赵福全：我非常赞同，中国汽车企业必须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这在产业重构期尤为重要。那些封闭发展、墨守成规的企业，是不可能成功转型并最终胜出的。这样看来，现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的中国车企会不会过于乐观了？今后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下足功夫，才能实现持续进步、不断提升呢？不知道付理事长对当前的状况有没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又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付于武：我不是隐隐担忧，而是非常担忧。中国车企虽然进步很快，但与国际汽车强企相比，在核心技术、品牌影响力和企业底蕴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所以，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冷静思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确定接下来必须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升的方面还有很多。像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都有受制于人的风险。

此外，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下一步会如何创新，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同时我们在进步，传统车企巨头们也在加快前进。所以，中国汽车企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总体上，我们仍然是追赶者的角色。我们非常需要冷静、理智的企业家，带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大舞台上不断跟跑、并跑直至领跑。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和努力，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汽车强企的。

赵福全：中国车企与过去的自己纵向对比，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巨大的进步；与合资车企横向对比，差距也在缩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全面超越了国际汽车强企。可能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比较好，不过就综合实力而言，还不能说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汽车行业中的优等生了，更不能说我们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到位了。

正如您提到的，在芯片等关键硬件，操作系统、开发及测试工具等关键软件以及一系列关键装备上，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应该说，面向智能电动汽车，我们在整车集成上掌握了部分核心技术，在电池、电机、电控及轻量化等领域也取得了较大突破。不过汽车零部件数以万计，而且还涉及到材料、工艺、装备和设计、测试工具等，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尚待补足。从系统工程的角度看，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必须指出，上述差距过去主要体现在硬件即关键零部件的竞争力上；而未来除了硬件，还包括软件等，所以更准确地说是体现在供应链的竞争力上。像芯片、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操作系统等，其所需能力都不是原来由硬件主导的汽车产业自身拥有和擅长的，这就需要软件等其他相关产业提供有力支持，并且各方需要紧密协作。这种软件主导、软硬融合的系统性竞争力，更是我们今后必须努力缩小差距直至形成优势的重点方向。

做强中国汽车供应链需要内外协同、创新发展

赵福全：这就带来了下一个问题。众所周知，零部件产业不强，是中国汽车产业无法做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与零部件产业的进步息息相关。比如在动力电池方面，中国产生了宁德时代这样全球领先的企业，以及其他一些颇具实力的电池企业，同时还有比亚迪这样电池技术领先的整车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汽车供应链目前的实力怎么样？我们在哪些领域还有不足？又该如何实现突破，以进一步做强汽车供应链？

付于武：我们先看看中国汽车供应链的规模。2020年中国汽车零部件集团和中汽中心联合进行了一次汽车全产业链调研。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汽车产业链上大约有12万家企业，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兼营公司未在统计范围内。

再看看中国汽车供应链的水平。从统计情况来看，零部件企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整车企业。要打造自主、安全、可控、绿色的汽车供应链，我们任重而道远。以电子类供应商为例，在这12万家企业中，具有电子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能力的企业寥寥无几。记得现任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的李骏院士，还在担任一汽技术中心主任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的实验室，看到门口挂着一个标语——“汽车电子技术就是核心竞争力”。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越发觉得这句话非常正确。

事实上，基础性的核心技术是其他很多核心技术的支撑，这就更加重了我们受到的制约。比如我在70年代担任过一汽哈尔滨变速箱公司的总工程师，记得我们曾经联合几家企业一起攻关自动变速箱，后来却没能成功。原因一是当时我们对汽车电子技术的了解很有限，难以开发自动变速箱的软件；二是受制于当时液压技术的落后。所以，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抓紧补课。

那么在产业重构的当下，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我个人的感觉是，多数企业的创新步伐还应该迈得更大些。我举个实例：有一家零部件企业在某个技术方向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而且还有整车企业明确对其做出承诺，如果下一代技术研发出来，一定会大量采购。于是，这家零部件企业开始了技术攻关。当研发费用投入了1000万的时候还不觉得怎样；当研发费用增加到2000万的时候就开始犹疑了；而当发现研发费用可能需要5000万的时候，就说什么也不再继续投入了。因为担心这种创新投入过高、风险过大，不敢再做下去了。后来企业负责人和我谈起此事，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就这样半途而废，没有坚持投入，又怎么可能取得创新成果的重大突破呢？恐怕这家企业后续的转型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当然，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我最近到秦皇岛参加了中信戴卡的一个技术鉴定会，他们为了实现一体化压铸车架的创新工艺，自行开发了7500吨级的压铸机，并且已经开始规模化的订单式量产了。说起来，中信戴卡就是通过不断创新，从一家小企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我希望，今后这种敢于创新、坚持创新的中国零部件企业能够越来越多。

我还想强调一点：汽车产业链是一个大概念，除了汽车零部件产业自身需要做强之外，还需要诸多相关产业提供支撑。比如制造装备，特别是作为工业母机的机床。前段时间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开会时，我就说，应该把机床展与车展放在同一时间，这样机床产业就有压力了。因为很多汽车零部件都是用机床制造出来的，而中国的高端数控机床目前仍主要来自德国、日本等国家，这与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现状是不匹配的。举个例子，我曾经多次领导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其中之一是开发柴油机高压共轨系统。该系统中的一个耦合件，有13家机床厂参与开发，最后做出来的样品还是达不到预期的合格率，必须筛选之后才能装车。可见，相关产业的滞后对汽车产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制约。

总结一下，我认为做强中国汽车供应链，第一需要广大汽车供应商坚持创新、持续投入；第二需要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和有效支持；第三需要整供车企以及各种“业外”力量跨界融合、通力协作。

赵福全：您刚才讲到，中国汽车供应链企业有12万家之多，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拥有健全的产业链和良好的产业基础。而这些企业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未来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需要供应链企业的有力支撑，唯有依靠12万家供应链企业的协同，合计10万亿产值的汽车产业才能很好地发展下去。在这方面，供应链企业的创新意识、决心以及投入至关重要。如果企业总是抱着投机心理，以为花点小钱就能做出世界领先的技术，这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与此同时，要做强汽车供应链，国家制造业的总体水平至关重要。例如高端制造装备，这是工业基础实力的体现，需要长时间的大投入才有可能实现跃升。总之，中国必须努力形成综合性的持续创新能力，才能最终做强汽车供应链乃至整个汽车产业。

产业将走向整合，企业应建立命运共同体

赵福全：关于供应链的重要性，大家现在都有了很深的认识，特别是疫情以来出现的“缺芯”“贵电”“少魂”，让企业对建设新型供应链和规避断供风险空前重视。芯片原本应该算作汽车的二三级供应商，并不需要整车企业与之对接。但疫情期间的“缺芯”即芯片短缺，却直接影响到很多车企的生产。更进一步来看，“缺芯”不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还涉及技术来源的问题，未来恐将受到地缘政治的挑战。而这背后又事关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问题，需要整供企业在政府指引和支持下，携手共同布局。“贵电”是指此前动力电池的关键原材料如碳酸锂等的价格上涨，这显著增加了电池成本，给快速发展中的新能源汽车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压力。而“少魂”则是指面向软件定义汽车的前景，中国整供车企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等偏“软”的技术上还存在欠缺，例如缺少自主可控的汽车操作系统，因此可能难以掌握未来汽车的“灵魂”。

说起来，在汽车供应链建设方面，企业一直在努力，国家也实施了很多专项。不过，一些关键瓶颈似乎始终未能实现全面突破。付理事长，您觉得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汽车供应链的一系列难题呢？

付于武：你前面说到，应该把零部件的概念升级为供应链，我认为这非常准确。所谓供应链，实际上就是一种产业生态。其中的汽车供应商既有做硬件的，也有做软件的；既有做操作系统的，也有做地图等内容的……各类供应商与整车企业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

现在国家提出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对汽车产业来说，我觉得也应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让上下游、各环节、多领域的供应链都充分融合起来。具体来说，我认为，整车以及各类供应链企业之间一要背靠背，互相依靠；二要手拉手，一同进步；三要心贴心，同甘共苦。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宇通客车。宇通的领导层认识到，没有供应链的支撑，宇通的整车生产就没有保障。因此在疫情期间供应商遇到困难时，宇通对核心供应商给予了资金支持，把预付款提前打过去，助其渡过难关。结果既避免了自身的断供停产，又赢得了供应商的感激和信赖。我认为，这种做法就是在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

另一个例子是中信戴卡，目前该公司的铝轮毂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已经成为一家大型的国际化企业。而戴卡非常重视扶持自己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上游一些关键领域的中小型企业，戴卡都为其提供资本支持和金融保障，这也是在构建命运共同体。

展望未来，随着汽车产业重构带来的结构调整逐渐尘埃落定，我认为汽车产业必将通过兼并重组与深度合作不断整合，因为市场容不下这么多企业。很可能中国最终会形成3-5家集团化的汽车公司，每家下面都包含若干个汽车品牌。就像日本的大发、五十铃、日野等，都属于丰田集团之下。这种整合符合汽车产业极度追求规模效应的基本规律，将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且或许在未来几年内就会发生。

而整车企业的整合，必然带来供应链的整合。所以，中国数量庞大的零部件企业必须尽快做大做强。之前进入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的中国企业非常少；而在2023年的榜单中，中国企业已经有13家了。我认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必须抓住本轮产业重构的历史机遇，力争在三到五年内做强、做优、做精，以期成为集团化大汽车公司的重要伙伴或者组成部分。应该说，很多零部件企业现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前些日子我到伯特利公司看了看，这家企业就在对标博世发展，特别是研发方向紧跟博世。伯特利的负责人认为，他们就是要对标博世这样世界一流供应商的创新方向，同时努力做得更快更好。

我衷心希望，中国的整车及供应链企业能够真正做到“背靠背、手拉手、心贴心”，共同努力，携手实现我们的汽车强国梦。同时我也希望，整车企业和供应链企业，都能涌现出更多拥有全球格局和抱负的优秀企业家，带领企业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我觉得企业家真的太重要了，企业家有远见卓识，企业才能有创新的勇气和毅力。

赵福全：我总结一下刚才交流的内容。现在汽车企业的领军人都很清楚供应链的重要性，但更要认识到，整车和供应链企业实际上是命运共同体。如果没有了整车企业的需求，供应链企业就不会有订单；反过来，如果没有供应链企业的支持，整车企业也造不出汽车。而您用实际案例说明了，整供企业应该怎样与合作伙伴构建命运共同体。尤其在产业重构的当下，二者互相信赖、互相支持、互相拉动，对企业能否成功转型至关重要。

试想如果没有形成这种同甘共苦甚至生死与共的信任，供应链企业凭什么在前期做大量的创新投入来支撑整车企业的产品升级？又凭什么一定把自己最好的产能留给某家整车企业？所以，在核心供应商遇到困难之际，整车企业就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因为帮助合作伙伴就是在帮助自己；同时，整供伙伴还应彼此促进和支持对方的技术进步和能力提升。说到底，如果供应商不能保证高质量、高技术、低成本的供货，那整车企业的产品也不可能有竞争力。为此，整供车企都应该发自内心地与战略伙伴“背靠背、手拉手、心贴心”。

您还分享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未来汽车产业一定会通过兼并重组走向整合。当前中国有一定规模的整车企业有40多家，供应链企业更是高达12万家。前段时间也有企业家提出，到2030年中国75%的整车企业都将消失，届时只会剩下大约10家主流的汽车集团；还有人认为，最终只有三五家自主品牌车企能够生存下来。具体数字可能大家各有各的判断，但兼并重组的大趋势，我认为是中国汽车产业由规模扩张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当此之际，整车企业要想在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必须有强大的供应链企业提供支撑。反过来讲，供应链企业也要清楚，12万家企业“家家点灯、户户冒烟”的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汽车供应链的兼并重组恐怕会比整车更为惨烈。那种满足于赚点小钱，不追求质量提升、技术进步、成本控制和规模增长的企业是没有未来的。

面对产业走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的大趋势，每家企业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供应链企业要找到自己可以依赖的整车企业，整车企业也要找到能够有效支撑自身发展的供应链企业，双方共同构建强大的命运共同体，以期在未来的产业整合中抱团取暖、携手前进。这不仅需要企业转变理念，更需要企业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要把命运共同体视为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来努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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