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7）

我一开始得了个3分，受到屈里亚尔的亲自安慰。年底，我就“法国的政治党派制度”题材撰写的论文就得到了一个极其少见的16分。我就此出名了。这段时间里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安东·鲍姆加特纳（Anton Baumgartner）（法国国家银行行长），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中世纪历史）和当时已经80多岁的了不起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政治地理学）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他扣人心弦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他谈1940年到1941年法国战俘从德国返回之后法国的破坏浪潮，直到“自由欧洲电台”才将该浪潮拦住。

1951年，当我们怀揣政治学证书在百合街第二法国装甲师的军营里举办我们班的告别晚宴时，我作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坐在屈里亚尔旁边。当我问他当年到底为什么将默默无闻、连推荐都没有的白纸一样的我收进他的学校时，他的回答我至今难忘：“因为我在德国当过战俘。”

当然，当时没有哪一家德国大学承认我的外国学历。于是，1951年，我开着我的DKW RT——这期间该车型的发动机容量已经有200立方厘米了——前往伯尔尼，找那里的国民经济学系的系主任弗里茨·马尔巴赫（Fritz Marbach）教授。马尔巴赫是1937年金属工业工会和雇主之间签定的在排除任何形式的劳动斗争的《瑞士和平协议》的缔造者之一。如今该协议已存在快70年了，成了瑞士经济成功的保障。

虽然弗里茨·马尔巴赫对我的学业存在深深的怀疑，我还是在12个月后读完了我的硕士课程，我的博士论文以《由德、法钢铁工业论舒曼计划》为题目，他给了我一个“优”。同时我还在我的飞行教练福格尔（Vogel）那里取得了A，B和C级滑翔飞行证，我一生中首次飞行乘坐的就是他的“鹤”。

弗里茨·马尔巴赫也成了我的导师之一。我们直到他70年代去世都保持着联系。国民经济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阿蒙（Alfred Amon）也是我难忘的老师。1952年6月13日，一个燥热的礼拜五，我在伯尔尼公开答辩我的论文——它在慕尼黑的理查德·弗劳姆出版社（Richard Pflaum）先后出版了两版——三天之后，在日内瓦的弗里德利克·豪斯曼（Frederic Hausmann）教授那里，我获得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在他写作《微光中的舒曼计划》时给他当助手，享受了一个夏天的日内瓦时光。

另外还有一位法国人也影响了我的生活： 罗歇·格雷瓜尔（Roger Gregoire），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生产中心主任和秘书长。我的博士论文成了他那里的入场券。1953年，我被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聘用，从而有机会以外交官身份在巴黎最优秀的城区生活和工作一年。

在读“政治科学学院”时我还必须在廉价的“塞纳河畔的苏雷纳”过夜，不过，当时每天晚上骑着我的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很小的摩托车穿过“布里涅森林”仍让我兴奋不已。现在我住在几乎是最高档的安德烈·帕斯卡尔路，2号，第十六区，就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总部穆埃特别墅旁边。我像个西班牙人一样骄傲地驾驶着一辆赫布米勒（Hebmüller）的双座位DKW3=6敞篷轿车。

我同我的土耳其朋友默尼尔·本延克（Munir Benjenk）一起和亚美尼亚女同事纳丁·艾克塞江（Nadine Ekserdjian）在罗歇·格雷瓜尔那儿从事“管理员”工作。二战期间她负责在法国上空用降落伞投放间谍。此前本延克曾以土耳其将军副官的身份在朝鲜工作过，能流利地讲七、八种语言。他后来担任世界银行的执行副总裁，继续他的职业道路。纳丁当年被调进这个土耳其人的办公室时，办公室里先是有一礼拜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但情况很快就彻底变样了。我很少见过这样富有启发、富有挑战的环境，这种环境是建立在一段伟大友谊的基础上的，这段友谊也同罗歇·格雷瓜尔的遗孀梅妮（Menie）保持了下去。如今她是法国的一位著名的政治作家，最初她是因为在卢森堡电台及她的相关畅销书里论及法国人的性启蒙扬名的。

有机会了解这样一个成功的国际组织的运作，这经历绝对是无价之宝。但同时，汽车工业也一直吸引着我。它的特殊魅力像从前刺激我父亲一样刺激着我。早在1952年和1953年间，我父亲同意大利的战争期间联系就让我在菲亚特（Fiat）公司得到了一次实习培训，接触到了我的伟大榜样之一维托里奥·瓦莱塔（Vittorio Valletta）。二战后，这位苦行僧式的数学教授使菲亚特成了欧洲最大和最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同时菲亚特又是一个多样化的、极其成功的混合集团。菲亚特很长时间在东、西方统治着欧洲的汽车市场。但它后来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过分固守它的国内市场，给企业也给意大利带来了众所周知的消极后果。

1954年夏天我终于来到沃尔夫斯堡。在家族一位老朋友和索莱克斯（Solex）公司老板阿尔弗雷德·皮尔布格（Alfred Pierburg）的推荐下，我有机会同神奇的大众汽车一把手亨利希·诺德霍夫（Heinrich Nordhoft）进行了一席长谈，介绍了自己。在长达两小时的深谈后，他和我握手，任命我担任他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