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18）

除了集团在美洲大陆上的公司之外，凯旋鹰是另一个令人操心的孩子。我的同事明茨纳在财务董事弗里德利希·托梅（Friedrich Thomée）退休之后接任凯旋鹰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一直在努力振兴这家公司。它已经花去了我们远比6.5亿德国马克的购买价高得多的额外费用。大众汽车集团里几乎都在使用凯旋鹰牌打字机，但这种扶植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我们在打字机领域毫无经验。我们完全缺少专业的感觉和技术的直觉，因而缺少必要的判断力。而这些能力，凯旋鹰公司本身也很缺乏。人们被过去、被传统捆住了手脚。我们现在只能进行更大的努力，提高电动打字机的销售，为多功能工作系统开发电脑，我们绝望地努力使这家公司能达到可以出售的水准，挽救工作岗位。

望一眼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或我们的办公室就不得不承认，“硅谷”上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是一种崭新的未来工业，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它将先在美国、后在亚洲高度专业化地发展。它不仅创造了数百万工作岗位，且直接将整个地区、间接地将世界经济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飞速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但这些技术的基础研究经常来源于德国的实验室。

我们很清楚，必须卖掉凯旋鹰，越快越好，不计任何代价，因为我们虽然提高了它的销售额，却没有降低亏损。就算凯旋鹰有赢利了，我们同样也会卖掉它。我极力提倡当时根本不合时宜的对汽车业务的信心，跟我的同事们一致反对任何新的多种经营，哪怕只是加大我们的生产深度，由零配件供应商或经销商参股或收购。很快，在我们研究了日本竞争对手采用这种政策的好处之后，我们甚至竖起了降低我们的生产深度的旗帜。

最后，为了避免不光彩地关闭凯旋鹰，我们只能于1986年将它卖给了我的朋友卡洛·德·本奈德蒂（Carlo de Benedetti），他是奥利维蒂（Olivetti）公司当时的大股东，更是这一领域唯一有收购兴趣的人。我们收到一笔象征性的数目作为买价，而同时，为了按合同购买价值5.95亿德国马克的奥利维蒂的股票，我们不得不支付给奥利维蒂一笔可观的数目。就这样我们不情愿地以5％的份额成了奥利维蒂的第二大股东。尽管我很不愿意，但面对还在持续的亏损和沉重的管理责任，要向董事会和监事会里的同事们解释清这一转让并不难。这是最经济的解决方法。这次收购对奥利维蒂来说也不是一笔好生意。尽管有从意大利来到纽伦堡的勤奋的奥利维蒂经理弗朗科·塔托（Franco Tatò），凯旋鹰的再次受难还是不可避免的。

不出所料，我们的奥利维蒂股份还需要再进行一次大的价格评估。对凯旋鹰业务的最后清算之后，一笔总共25亿德国马克的损失让我十分难忘，我在1987年的股东大会上向我们的股东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原先被寄予厚望的集团第二根支柱就这样以超出西亚特和斯柯达总和的投资划上了句号。

但无论如何，渐渐地我的工作内容开始被成功的战略性发展项目填满了，它带给大众汽车一个崭新的、面向全球的强大地位，让大众做好准备，迎接业已开始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