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8）

返回巴黎的途中——我已经过了汉诺威了——我才想起，我们只字未提薪水，当时我只是被诺德霍夫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被他的工厂规模征服了。但我不会后悔，虽然在巴黎我可以不交税，收入不菲。

1954年12月1日，在转到大众汽车之前，我还见缝插针地安排了一次飞行环游，去了科西嘉，希腊，土耳其和埃及。我开着时髦的租用车抵达沃尔夫斯堡。我要搬的几乎全是书。很快我得到一套不可以出租的带家具的房子，还有，完全是额外地，我得到了一个忠诚的早班清洁妇——总经理室的约瑟芬·恩格琳来帮助我，她会烹饪世界各地的菜肴。她立即认为我将是诺德霍夫的接班人，也不遗余力地宣传此事。可惜她没有机会目睹她的预言实现。

但没过多久，我就以“工作不足”想辞去我的职务。诺德霍夫有一个优秀女秘书叫安奈丽瑟·梅茨纳（Anneliese Metzner），当时在某种层面可以将她视为大众汽车的二号人物，她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非常成功地对我进行了封锁。事实表明我的决定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有利的。诺德霍夫一开始好象根本不理睬我的辞职，意外地让我负责打开出口销路。另外我被安排为他准备讲座，为他做报告，常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近乎慈父和孩子之间的交谈。但从波恩西德联邦政府自1949年对大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支配权。的执政者们一直恼怒地大力督促提高大众汽车的生产来看，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太少了。当诺德霍夫拿出他的日产1000辆汽车的计划时，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大骗子。

1957至1958年间我开始重新寻找适合的岗位。这时我的机会来了。诺德霍夫胆识过人，自1959年1月1日起将争议很大、规模很小的大众汽车美国公司（VWoA）交给32岁的我负责。沃尔夫斯堡恨不得将它消灭掉，特别是如果听从美国批发商的建议的话。按那些批发商的观点，大众汽车在美国理想的规模是10名员工。

“现在您可以让我们开开眼界了!”这是诺德霍夫的话。我尝试了。一开始那里没人知道该为我的新职位付给我多少薪水，我自己更不知道。于是我们决定暂时执行我目前的薪酬，让大家对我将来的薪水作一个鉴定。我们大众汽车美国公司的人事总监比尔·瓦伦丁（Bill Valentin）为此事专门找了一家名叫麦肯锡（Mckinsey）的专业小公司。在美国第一年的年底我不大好意思地向诺德霍夫出示了准备好的专家鉴定书。新年初，他虽然只向我支付建议的一部分，但换成马克我恐怕是集团里薪水最高的员工之一，我深感满意。

美国是我的学校，同时也是跳板。经过我的努力，我们很快就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开张了我们的新总部。新总部在哈德逊河（Hudson）畔，有客户服务大楼，桑拿，葡萄酒窖和屋顶平台，面积达40英亩（16公顷），有350名员工，而不是10名。我们的办公楼外表也能见人了。这是来自布拉格的建筑设计师列奥·萨夫拉塔（Leo Safrata）的又一个杰作，他也负责为我们在美国的标准化批发商和经销商公司绘制图纸。

我的战友们，“我的”批发商和经销商，总而言之，美国的这一切成了我的重要老师。

我们在德国的全国性报刊上刊登整版广告来招募人才，这既给我们带来了丰硕的收获也带来了良好的公共关系。汉斯·霍尔策（Hans Holzer）就是读了这么一则启事于1962年从科隆的德国福特公司来到大众汽车美国公司的。他负责使用最现代化的数据处理技术，优化我们的程序、系统和标准，因此我们明显地胜过了我们的竞争对手。

1960年在百慕大岛上举办的一次批发商大会期间，我在大众汽车经销商合同的前言里向我们的组织介绍了大众汽车哲学。它被刻在一块镀金板上，也挂在每一家大众汽车经销商公司里，供我们的客户阅读。该哲学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座右铭，我想引用产品部分，因为40多年后我还觉得它具有现实意义。

“大众汽车知道，对产品的不断改善符合客户、雇员和所有相关者的最佳利益。因此我们努力进行产品创新，为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设计汽车，同时我们还要不断降低对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我们也承诺，在提供舒适、快捷和安全运输的同时必须保护我们的环境质量。”

我们在美国的商品流通业和零售业撰写着历史，我们的销售组织短短几年就发展成了绝对第一。我们的经销商公司不仅是最整齐、最现代化和利润最高的，同时也拥有最好的职业道德，特别是最满意的客户。

我们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主要是美国DDB广告公司（Doyle， Dane & Bernbach）成功的广告宣传（这是大众汽车的第一次广告宣传，后来被“广告时代”冠以20世纪最佳广告宣传的美名）及在我们的“美国良心”阿尔特·雷尔通（Art Railton）领导下的舆论工作。我将他从《大众机械师》杂志（Popular Mechanics）挖了过来，在那里他以他充满批判精神的质疑和勤奋引起了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