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4）

我和我的特遣队战友们决定逃离。我们开始在熟悉的厄尔士山脉夜行。在约施塔特（Jhstadt）（安那贝格附近）我们终于到达了我方的阵地。现在我们受肖尔纳上将领导，作为指挥官他在那里指挥着大德意志帝国最后的精锐之一。

我和我的朋友们接到命令，在开姆尼茨附近的阿道尔夫村外建立一个所谓的装甲车观察站，就在开姆尼茨—茨维考（Zwickau）高速公路旁边，距我父母家只有几千米远。美国人一般是早饭后才开火，持续到晚饭时间。停火后我父亲驾驶一辆DKW RT 125来到我们住的农家，背包里装满他的“藏宝室”里的葡萄酒。

5月6日，投降前两天，我们受命出发前往被保护国波希米亚—摩拉维亚（BhmenMhven）。我们五个战友是临时被编到一起的，由于我们的装备特别精良，我们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快到边境时我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在一所学校里过夜，而是就在附近。次日我们本应于七点钟继续行军。当我们六点半赶到集合地点时，得知队伍已经在一个半小时前出发了。我们对自己的火力满怀信心，决定返回阿多尔夫村。一切都很顺利。汽车联盟当时的秘书长格哈德R26;米勒（Gerhard Müller）就住在开姆尼茨城郊，他为我们搞来便装，1945年5月8日，我们沿着高速公路，朝着茨维考方向，开始行军迈入战后时代。

5天后的一个礼拜天我们才敢进入一座城市。那是茨维考附近的奥尔巴赫（Auerbach）。为了不糊里糊涂地死去，我们想阅读盟军的数不胜数的公告，突然，我发现站在前面的是我父亲。我简直忘了该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How do you do， Sir？”（“您好吗，先生？”）美国人将他和他的同事理查德R26;布鲁恩（Richard Bruhn）一家安排在一家酒店里，我们当然不可以在那里呆得太久。很快，我们又继续徒步行军了。

我父亲使用汽车联盟的信笺为我和我的战友们开具了证明：“外籍工人返回维也纳。”这张纸相当于一本护照，因为汽车联盟（Auto Union）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汽车工会”的意思，我们很久之后才认识到这件事。徒步400千米之后我们到达了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附近的桑迪泽尔（Sandizell）宫。虽然不是在餐厅里——宫殿女主人为此表示了歉意——而是在小图书室里，我们却吃到了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施洛本豪森芦笋。在差不多所有运输都崩溃之后，这个地区都快被芦笋闷死了。

我们全家约定以桑迪泽尔为聚会地点。每位家庭成员都随身带有西区的地址。另外在桑迪泽尔每个家庭成员还存放了一只箱子和几箱3缸DKW“3=6”的图纸，那是为参加因战争原因而取消的1940年柏林国际汽车展览会绘制的，后来，1953年，这个图纸的车型才在西方和东方得到批量生产。

次日早晨，当女仆替我将早饭端到床前时，她告诉我伯爵在游泳池边等我。在1945年的这个5月22日，那恐怕是除仆人之外唯一功能正常的设备了，至少在德国是这样。尽管有这许多优待，我们还是很快又动身返回茨维考附近的奥尔巴赫。我的战友们想回他在萨克森的家。我想寻找我的父母，我估计他们还在奥尔巴赫，这个地区虽被美国人占领了，但据说是要交给苏联人。因此我们五人骑着唯一的一辆自行车前往茨维考。我们自制的证明现在非常正式地装在了玻璃纸封套里，是用英语写的，它顺利地发挥了作用。为小心起见，一次佯攻期间我让桑迪泽尔的市长在我们的证件上盖上了具有官方特征的印章。另外我在上面注上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附加条件“permitted to use military roads”（允许使用军方道路），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高速公路。这一切让我们的日行军速度达到70千米。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茨维考之后，我们在霍尔希（Horch）的车间主任保尔R26;君特（Paul Günther）那里遇到了汽车联盟的出口部总监维尔纳R26;扬森（Werner Jansen）。他刚为奥尔巴赫的指挥官组装了一辆霍尔希853，将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当他在没有车辆证件的情况下开着他漂亮的8缸霍尔希敞篷轿车，让我们坐在后座上，从小路悄悄驶往奥尔巴赫时，他没有理睬两名美国哨兵明显的停车手势。当另两名士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看到身后的士兵们拉起了他们的枪膛，我们只能急刹车停下来。他们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条路禁止民用车通行。完全是靠了维尔纳R26;扬森出色的英语，此事才以哨兵警告要狠揍我后一顿告终，我们再次脱身。战后的混乱中有许多脱身机会，不过在美国人那里要比俄国人那里机会少，俄国人距美国人只有几公里，在穆尔德河（Mulde）的另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