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3）

这期间我结束了我的常规德国教育，在革新派实科中学里跃升到班级前列。最后我作为空军助手被征召进开姆尼茨（Chemnitz）附近菲尔特的故乡重型高炮部队第211炮兵连，在那里，年仅15岁的我就成了110名青少年的营地指挥。同时，我还是炮长，指挥着一台克虏伯88毫米口径的“俄罗斯人高射炮”——贝尔塔炮。

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喜欢部队文娱队的电影和英国的舞蹈音乐，而部队里没有未成年人不得接触上述活动的规定限制我们。我们当时的上司是沃尔夫少校，他像位慈父。

俄罗斯战俘背的88毫米口径炮的炮弹我们几乎背不动。我们虽然不知道相关的日内瓦公约，但对我们的几名“助教”的德语文学知识，我还是深感钦佩的，我们比不上他们。教师们上午来阵地教我们这些穿着军装的学生，但如果夜里火炮连发出过防空警报，就会停课。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毫不奇怪。必要时，如果必须做课堂作业，我们的阿尔温R26;哈切（Alwin Hartsch）中士就按约定发出防空警报，这天的课就结束了。我们当时耽搁了的教学内容，后来弥补得也很有限。不管怎样，像沃尔夫和哈切这样的人在那时教会了我们许多在任何学校里都学不到的东西。

炮兵生涯结束之后我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铲的动作分成六步，这在工艺上有严格的规定，我在这个过程中发明出了一个第七步。虽然从原则上讲作用不大，但这一设想却将我带到一位青年义务劳动军将军的面前。我当时还是一个17岁的青年，坐到两名党卫军军官对面谈了一小时的话，感觉真是最大的考验，虽然我的谈话都由我父母精心准备过。最后，我在说着“不”时“志愿”加入了武装党卫军。

我报名参加装甲车部队，却在1944年初被征入步兵前往莱比锡（Leipzig）。1944年夏天，当我们在克拉考附近下车时，我发现我已被调往装甲车部队了。于是我又立即行军返回莱比锡，前往国防军内平均寿命最短的部队之一。我再也没有听到我的步兵战友们的任何消息。那些日子里他们即将参加魏克瑟尔河湾（Weichselbogen）战役。

前往莱比锡的途中我顺路回了趟故乡开姆尼茨。18岁生日那天我同我母亲在厨房里进行了一席至今难忘的谈话。从此我确定战争输掉了，复仇的时刻在等待着我们。

我从莱比锡前往卡门茨的第十八装甲兵后备和训练团［上校冯R26;德尔R26;德肯（Von der Decken）］。在那里，1944年秋天，我在我的床上发现了一本埃里希R26;马利亚R26;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这本书让我心情激荡。我一直不知道，这本“瓦解战争力”的书是经由谁传到我手里的。

作为年轻的ROB二等兵后备军官申请者。，我和一组战友被选派到希特勒青年师。希特勒需要的是纯洁无瑕的“炮弹”。我们的材料被直接送往柏林的国防军总司令部（OKW）。别的人谁都不可以支配我们。我们被派作教官。我们这个时期的长官是令人尊敬的慈祥的弗特（Feut）少尉，他后来被调往蒙特卡西诺（Moutecasino），在那里阵亡了。

我从事我热爱的职业： 装甲车驾驶教练。该装甲车装有木炭煤气发生器，采用伊姆贝特系统。这时，来自东方的难民队伍越来越多。被捕的英国军官也向西开拨。他们中有些在我们的营房里过夜，我们为他们安排吃的东西。他们将他们的表送给我们作为回报，我们拒绝了。

最后我们和我们老掉牙的“IV型装甲车”一起被装上火车运往哈勒（Halle）。那一定是在1945年3月5日之后——我们停在某座货运站上——我父亲在途中发现了我们。他穿着古怪的便装，讲述了开姆尼茨遭受的毁灭性空袭。

几天之后我们随我们的部队被派到图林根（Thüringen）的一座村庄。在我们埋好装甲车之后，我们开始保护一个故乡重炮连和他们的空中援兵。他们受到对方飞机的猛攻，尾随其后的对方装甲车想要开路。

我同几位战友报名参加了一支特遣队，占领了我们下方的小村庄和它的庄园房屋。老百姓几乎走光了。我们将那里布置得像个家一样。我像平时一样带着厄特克尔布丁粉，一位女农民要为我们做布丁。当我第二天早晨拿着炊具半裸着横穿乡村道路去取做好的布丁时，看见在距我仅100米远的路口停着一辆谢尔曼装甲车。不久一位传令兵给我们送来返回炮兵阵地的命令。我们刚到山上就看见有人挥起了白旗。我们的部队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