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36）

因此我们应该更仔细地记录和分析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为我们的教育制度得出必要的教训，因为在竞争之中，特别是同这个世界上年轻的、崛起的经济国家的竞争之中，我们将只能以创造性的、更好的回击来保住自己比如，中国的中学生每天从7：30至12点、从14点至17点，然后从19：30至20：30上学。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现实吧： 有远见的战略决定需要多年时间才能生效。如果我们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即选民的25％只能拿到最低的中学学历，我们就得为我们的民主担忧了。

全球化的影响是严格和选择性的。它不管出身，无情地惩罚无效率、懒惰和缺乏灵活性。我们的“莱茵模式”数十年来都是世界的榜样，今天却经历了一场阵痛，这不是光看看失业统计就能明白的。没有不妥协地适应市场的规律和现实，我们通向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道路就被阻断了。另外，全球性的加速转变表现为政治上及经济上的，急剧地缩短了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我们等候时间越长，补上落差或哪怕只是刹住下坡的难度就越大。毕竟，这个世界只能根据我们的劳动来支付给我们这个民族报酬，而不是根据我们的要求。空洞的口号和过分的要求将公民引向迷途。社会因素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社会公正必须以失业为代价，破坏我们的未来，它就会走投无路。

除了所有的改革强制之外，那种曾经让我们作为经济民族强大起来的理想主义也属于一个根本的新方向。否则我们就会掉进精神空虚的后宗教时代，我们的一些公民似乎已经心灰意冷地进入了这个时代。在错误道路上走了几十年之后，只有靠一种反省的精神我们才能回头。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想在欧洲扮演我们期望的角色的话，我们需要传统价值的力量，自古至今十诫就属于这些价值。

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还是拉青格红衣主教时，就在2004年5月的世界论坛上以《欧洲病了》为题写道：

“孩子们本是我们的未来，现在却被视为对当代的威胁，视为对我们的生活质量的限制。他们不是被看作希望的载体，而是被视作当代的一个负担。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瓦解的罗马帝国： 这个历史的框架还在起作用，它在靠那些将会导致它的瓦解的东西为生，因为它已丧失自己的生命力……当代的文化斗争让欧洲面对着一面批判性的镜子。因为它暴露出当代欧洲缺少精神。”摘自西塞罗（Cicero)，政治学刊物，2005年5月，第58页以下。

1989年，随着铁幕的落下我们以为到达了变革的终点。但今天我们不得不断定，处于历史变革中央的我们还面临着完全不一样的挑战和风险，亚州正成长为新的引力中心。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上统治地位的交换总是伴以战争，我们一直准备着为此做出更好的、如今看来是全球规模的准备。我们应该加速实现一个“统一的和有行动能力的欧洲”的梦想，而不是继续危害这个梦想。否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光是德国的角色，一个分裂的欧洲的角色也将没有位置。

因此，让我们回归强大，让我们按照不随时代精神变化的座右铭来行动。只有那样，欧洲的时代和维克多·雨果1849年在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我们父辈的梦想才能实现：

“那一天将会到来，到时候，法国，德国，英国和大陆上所有的民族，你们不会失去你们各自的特性和伟大的个性，一切融为一个更大的整体，通过你们建立欧洲的亲密友谊……那一天将会到来，届时，除了为贸易打开的市场和为思想打开的精神的战场，将不存在其它的战场。”维克多·雨果在1849年第二届国际和平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引自维克多·雨果的《十二篇论文》，18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