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34）

有许多事实证明，中国生产商将赶上他们，不过速度还会更快。这将引起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必须先发制人。任务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著名的日内瓦企业顾问弗兰克尤尔根·里希特（FrankJürgen Richter)在2005年6月22日的《法兰克福汇报》里将一个不祥的预兆摆在我们面前，它让我们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地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中国人购买技术和品牌——但肯定不会购买德国的劳动力……在下一个十年，作为工业基地的沃尔夫斯堡将会消失。比如，在同中国的竞争中，不可能在德国这样的高工资国家生产高尔夫这样的汽车。”

作为沃尔夫斯堡人，我坚信我们不会屈从于这种命运，而是会采取反攻，来反驳这一悲观的预言。说白了，这就是要我们完全承认现实。

* 扣去工作周法定假日后的、按工资协定规定的年工作时间；日本和美国： 2002年；

资料来源： WEM公司，美国劳动部，日本统计部门

德国的高失业率的责任在于工作岗位不再具有竞争能力。其根本原因是一种主要以提高工作岗位竞争能力为目标的社会、金融和经济政策。3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医治失业这种痛苦，但彻底用错了药，因此没有成效。但这至今都没有让我们回头。必然结果是，工作时间越长，挣到的钱就必须越多，企业和公共事业的公用成本，包括社会保险，都被打在了价格里。德国的毛收入在国际上居于首位，个人剩下的净收入却越来越少。此时我们这里的许多精力被浪费在科学论证上，导致技术越进步社会的工作越少。实际上，要做的工作越来越多——而且规模和质量都是空前的，只不过要有具竞争力的价格。

当德国明显地缩短工作时间的时候，美国却在同等程度地提高它。我们的经济力量的损失相应地更大了，经济力量的主要发动机就是工作时间这个因素。比起美国，我们的工作时间相应地缩短了近20％。在企业重新调整结构的支持下，依靠就业者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它对世界经济和自己的劳动市场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美国的经济会摆脱衰退阶段，得到发展。

那么必须怎么做呢？我的建议是： 由于没有人愿意、也不应该减少净收入，据哈尔茨分析，大众汽车必须将工作成本降低30％，我们必须为同样的钱比以往工作得更久更苦。生产途安(Touran)的大众汽车 “5000×5000”项目及特殊条件下的重新调整，总的来说是走向正确方向的最初几步，但它们只涉及到了少数人。世界不会等我们。在过渡阶段，较大的劳动力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我们不行动，就会失去多得多的工作位置，而且未来没有任何的增长机会。

原则上讲，这个国家最终必须发生一场不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变化，必须鼓舞士气和信心，制定一个新的价格和产品政策，排除我们积存已久的弊端。额外的、无报酬的工作时间将会明显地降低整个过程链中每个工作小时和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德国工资附加成本，这是靠政界讨论的百分比份额远远不能实现的。同时这样也可以达到减少外购。

说到这里我觉得瑞士是个榜样： 20年内，瑞士选民于2002年3月第四次以75％的多数承认了每周42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三个礼拜休假和一个相当于德国的收入水平瑞士立法者允许一周的工作时间最多为60小时，欧盟为48小时。瑞士的失业率为4％左右，与此同时，15至64岁之间的就业率要超过德国的10％以上。瑞士经济成功的另一保障似乎普遍不被我们熟悉： 已经提到过的1937年的放弃罢工和解雇的“瑞士和平协议”参见第一章《出身，学徒……》，第24页以下。

如果我们工作和收入像我们的邻居瑞士一样多的话，我们就是在破坏我们的社会福利国家吗？还是我们今天的债务堆积和缺少竞争力在破坏它呢？瑞士与我们相比成了一个低成本国家，金融有秩序，大家全部有工作，尤其和德国不同的是，它的公民满意度最高。

如果不再将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成本和公共事业的成本像企业的公共成本和收入一样除以每周35小时，而是像瑞士人一样，除以42，也就是多出20％——按沃尔夫斯堡的每周28.8小时来算甚至高出整整45％——就又会达到具有竞争力的工资成本，让德国产品及其传奇声誉建立在一个普遍低得多的价格水平上。较长的工作时间将同时提高产品的开发速度。撇开每周工作时间的延长不谈，德国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也迫使我们增加一生的工作时间，同时执行一个目标明确的、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面对我们的公民的平均寿命的上升，稍微延长一生的工作时间并不等于是太大的牺牲。

这么一系列措施——再辅以从“由应缴金额(分摊款项)资助的养老金”逐步过渡到“覆盖资本的养老金”——会明显地提高我们公民的购买能力。这不仅会减轻公共预算的负担，同时也会给国内需求带来新的契机，给?动市场带来新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