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31）

我们在照相、无线电或电视工业领先的时代结束了。无论是在现代的增长领域，如碳纤维加工和纳米技艺，还是在许多传统的经济领域——我们在国际一流集团里徒劳地寻找德国集团。在德国旗帜下既不存在领先的石油集团也不存在领先的矿山集团，这里只是举两个当今能源斗争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例子。

核研究和核能的民用在德国遭到政治诽谤，人们不顾与此相连的国民经济或环境的负担。今天，核技术毕业生的数目接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快就会缺少从事和维护核电厂必要的专业人才。我们这样做是从一开始就放弃参与全世界涌现的核工业的繁荣。

同时，值得抱怨的还有德国银行的国际排名位置，我们还缺乏在全世界活动的德国投资公司。我们没有实力雄厚的、具有欧洲阵容的德国银行。企业联合和收购主要是由英国的投资银行或由德国银行的投资子公司进行，显而易见，它们的总部都设在伦敦。

还在30年前，我们就在十个经济领域里领先全球。今天最多还剩三个参见迈因哈德·米格尔（Meinhard Miegel)教授，《档案》里的社会改革进程中的档案，副册，第40页。不过，并非不值一提的是，许多中型企业依然构成了德国经济的脊椎，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全球性市场地位，有一些甚至领先世界市场。

在20世纪前三分之一世纪，有25位德国人获得了化学和物理的诺贝尔奖早在1839年两位德国研究人员施莱登（Schleiden)和施万（Schwann)就为今天的细胞研究奠定了基础，那是现代生物学的根本。他们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奠定了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今年轻的学院顶尖人才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世界其它地方向他们提供的前途明显更好。

在许多科学领域领先的美国人虽然没有科学部，但却成了许多移民的欧洲精英的乐园。据欧洲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如今累计起来有40万左右的科学家从欧洲移民到美国。得克萨斯 A ＆ M 大学校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认为他们是美国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罗伯特·盖茨，前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我们同为TRW董事会成员。

尽管有许多赤字，德国仍然能保持出口世界冠军的地位。这经常让人得出危险的错误结论。我们得清楚我们是通过提高低成本工厂的配件供应才取得这一成功的。这一供应的份额如今达到了近40％。这一国际性网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企业的竞争力，但同时又降低了国内新创造价值的份额，对就业造成了相应的负面影响。

德国的共同管理(CorporateGovernance)制度也日益失去了竞争力，它由两方面组成，股份法和共同决策法，包括它的核心——企业组织法。这一发展的结果是导致德国的企业总部外迁，德国企业在欧洲联盟中受到影响自从2004年10月起，欧盟企业可以成立为“欧洲股份公司”(欧洲公司或SE)。共同决定的德国企业作为欧洲公司合作伙伴吃亏了。我们在公司和企业层面的共同决定的模式是世界仅有的，这使我们受到了孤立。我们包罗万象的共同决定法像我们的税法一样吓住了外国投资者。我们一直特有的产地优势由此被冲淡了。

如果我们不想再继续孤立我们自己，是该让我们的行动和我们70年代制定的立法适应现实的时候了。另一方面，我们企业里的共同管理比以往更多地破坏了工作岗位，工会总部那些人声称要保护和促进发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们的企业组织改革至今未达到一种提高效率的创新，只是造成了更大的官僚主义。

同大股东在监事会里平等的共同决策相反，企业组织法里规定的企业内部的共同决策几乎未经讨论，虽然它对德国的合作管理具有根本的影响，而且是在五个职员以上的所有企业里都必须执行。没有企业职工委员的同意不可以转卖任何机器、开除或调走任何员工，不可以加班，不可以规定周期时间，不可以任命或晋升领导人员。企业职工委员会能很好地行使否决权。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员很快就会发现企业里的力量分布情况。没有哪位经理人愿意被归类为不适合同“企业组织机构”打交道。他们会吸取教训，以免在下次申请加班或自己的晋升时受到封杀。因此“你给我也给”(do ut des)就不可避免了，因为企业职工委员们也想飞黄腾达。高至董事层次的相互依赖增加了滥用权力的危险。

大众汽车的例子表明，金属工业工会的企业组织法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雇员。申请者在雇用决定之前必须熟悉企业职工委员会办公室，这解释了员工97％的工会入会程度。根据金属工业工会的资料，在大众汽车管理层——直到董事会——75％也是有工会组织的。为了入会，成员必须缴纳其毛收入的1％为会费。在大众汽车股份公司里，每年的会费累加起来超过4500万欧元，但没有人告诉会员这笔钱的使用情况。

这种情况对思维和行为当然不会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