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在大众汽车40年（30）

在我卸去我大众汽车董事长一职时，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当时下萨克森的州长，于1993年在戈斯拉（Goslar)的凯瑟法尔茨（Kaiserpfalz)皇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换岗仪式。不过隆重的气氛无法掩饰那种不和谐感，感到惊讶的不仅是众多嘉宾之一的翁贝托·阿涅利（Umberto Agnelli)。

在达到规定退休年龄之前，监事会主席团请求我再留任两年——一方面是为了争取时间有效地调整接班，另一方面是为了给我机会完善我的企业战略。

我建议斐迪南·皮耶希做我的接班人，这个建议早在1992年春天就得到了监事会主席克劳斯·利森（Klaus Liesen)的认可，不久后——在雇员方的一次戏剧性表决之后——也由监事会全体大会公布了。

董事会结束不足24小时，很快就能在《法兰克福汇报》和其它媒体上读到会议选段。一台有针对性的公关机器就此被发动了。

回过头来看，在这种形势下，我未按原先的打算，在选好接班人后立即退出，而是呆到1992年底我的合同到期，这是个错误。我同样做错了的是随后接受大众汽车监事会席位，直到1997年夏天。因为我在这个委员会里是个无用的人： 为了企业的利益我不想反抗对我的指控，因此成了各种责备的理想活靶。德国遭受着经济崩溃——而生意衰退却要由我的企业政策负责。

格哈德·施罗德是在我退休之后也公开为我的政策辩护的少数人之一。这种政策今天结出了果实。我们从前的长期投资工作在各方面都获利了，不仅在伊比利亚半岛、在中欧、东德和中国，而且也在金融服务领域里。另外，艰难地上升为全球稳定的高档车生产商的奥迪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作为所谓退休人员的头一年不是很舒适。但我很幸运，在欧洲、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找到了各种新的任务。

现在，在半个世纪过去之后，能保持必要的距离来回顾我的工作成果，我觉得是种特权。我们留给21世纪的价值是： 我们成功地建立了全球化结构，创造了创全球纪录的工作岗位，让大众汽车走上了欧洲化和全球化道路。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我们要感谢自罗马协定以来为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所创造的前提条件，这是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成为欧洲史上最血腥的历史之后，欧洲的任何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的。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形势也不无烦恼。在一个充满机会和爆炸性任务的全球化世界里，德国选择了越来越少的工作、越来越长的假期，同时对公共事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领先地位被企业界的某些人视为一座得到上帝保证的农庄。在我们演示着我们的西方文化的价值时，家庭分裂却减少了我们未来的机会。风俗和道德沦为娱乐，在明天的世界里既不能给民族也不能给企业创造前途。这个国家的基础就这样被削弱了。虽然我们还保持着航向。

早在1982年我就在大众汽车职工代表大会上以如下几句话结束了我的演讲：

“所有负有社会或政治责任的利益团体，应该尽快大胆地认识工业和国家的现实，做好牺牲的准备。我们的经济需要治疗。在这里，对任何第三方的呼吁都无济于事，只有对我们自己的呼吁，对我们在座每一位呼吁……

国家成本反映在我们的成本因而反映在我们的竞争力里，必须将它大幅度降低。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必须采取行动，做出有助于改善经济整体框架条件，从而改善德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决定。

我们所有的员工必须明白，只有继续提高效率，在不断增长的世界市场上取得更大份额，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那以后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的话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僵化和抗拒改革的程度对我们国家的危险呢？好象我们这里的时间停止了，而世界在发生剧变。我们拒绝现实的结果是我们进入21世纪时成了一个负债累累、越来越缺少行动能力的整体，有一个不再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体制，一大批失业人员和下降的竞争力。

我们不再选一个政府，是因为它进行了太充分的改革，而不是因为这些改革不充分。我们国家没有人从根本上怀疑改革的必要性，但没有人愿意改革造成任何的个人牺牲。库尔特·比登科普夫用下列话贴切地形容了我们的形势：“我们排斥会干扰我们安宁的东西，惩罚干扰者。我们将没有能力创新和更新。” 《法兰克福汇报》上的库尔特比登科普夫（Kurt Biedenkopf)采访记，第189期，2005年8月16日。

在德国，在重要的未来工业领域，如电子、信息和生化技术直到制药工业和遗传技术，我们不具有代表性或根本就没有代表，这些我们暂且不谈。而这些产业的科学基础曾经常常是由德国研究人员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