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产业安全观日臻成熟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专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副巡视员）

汽车产业是现代化社会经济体系的支柱产业，在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将成为支撑全球智能社会运行的重要平台。
　　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在讲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集低碳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一体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国家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确保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首40年历程，中国汽车产业围绕产业发展安全问题至少经历三次重大的博弈过程。产业安全观的认知在做大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在趋向做强的践行中日臻成熟。
　　一、合资合作的孰是孰非
　　第一轮产业安全博弈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
　　当时，国家作出汽车产业有控制、设条件地对外合资合作的决策。多年来，汽车合资合作的路径成败与否始终是行业内外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市场换技术”的争论实质是中国通过合资合作能够得到什么的大讨论。
　　汽车产业的技术内涵十分广泛，既包括前瞻性科技积累、关键核心技术验证及应用，制造领域大量口传心授的“诀窍”和逐渐共性化的现代制造技术，还包括销售服务技术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汽车制造业期望既得到“鱼”，又学会“捕鱼”的技能；既精于制造技术、销售技巧，也要掌控研发设计技术。争取发展利益的主导权是产业安全的迫切要求。
　　在这一轮产业安全的博弈中，中国究竟得到了什么？
　　对合资企业的中方而言，在较短的时间内系统地学习到现代化制造的体系、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市场化营销服务的全新理念。
　　对产业而言，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启动了自上而下的汽车产业链的建设进程。外资和国企做了大量投入，形成连贯上下游的企业链；按照总成、系统及零部件制造的特点和分工，形成整车与零部件的供需链。
　　对弱小的地方国企、迷茫的军工企业和草创的民营企业而言，在起步时，不但从合资合作企业形成的零部件工业基础中获取国产化的总成和零部件，大大降低了初期的创业成本，还收获了合资企业大量的外溢效益，如各类人才以及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策略等资源。此外，处于“襁褓期”的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销售服务水平高度容忍，使得“不入流”的中国企业得以屡败屡战、容错纠错，赢得了生存空间和时间。
　　经过十余年的奋斗，中国企业从仿制、集成到正向研发，逐渐形成产业的技术链，进而形成了产业间有机的价值链。产业纵向延伸和相关产业横向合作的效率大幅提高，协同效应逐步凸显。产业链的区域性聚集特征日益显著，空间链的特质开始显现。中国汽车业开始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体系。
　　合资合作的路径萌发了中国发展现代化汽车产业的憧憬。1994年发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要求汽车业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对内打造产业链体系，鼓励中国企业拼博求存、争取发展利益。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中国汽车产业，面对突然开放的陌生环境，在外资品牌一统天下的本土市场上，开启了艰难寻觅中国汽车发展之路的征程。可以说，没有合资合作的路径就不会有今天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重要突破。
　　这个时期的汽车产业安全观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对外开放、拼搏求存、争取发展利益。
　　二、加入WTO前后的产业安全博弈
　　2000年以来，产业安全的博弈在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展开。这期间，中国汽车业既遭遇跨国企业强烈的正面阻击，也取得超乎意料的优异业绩，其中有三个代表性的博弈事件。
　　一是在加入WTO交锋中，坚守国家发展利益和产业安全。2000年末是中国加入WTO框架谈判进入签署文本的最后阶段，当时欧盟突然提出要增加一项新内容作为签署文本的条件，即要求中方取消《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中关于限制外方汽车企业股比的规定。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的博弈中，中国前方谈判代表与国家经济贸易和汽车工业的主管部门承担了巨大的内外压力和风险，有理有利有节地阻击了节外生枝的无理要求，为处于起步期的中国本土汽车企业赢得了至少20年的发展保护期。
　　二是打破常规，率先对内开放。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前，国家开放了一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轿车生产资质。过去，按照项目审批制度规定，凡是国家投资的汽车建设项目必须经由国家批准；改革开放后这一制度改为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投资的乘用车项目都需要国家批准。制度设计上原本没有民营企业造轿车的选项。加入WTO前，原国家计委、经贸委向国家提出“在对外开放前先行对内开放”的意见，建议批准一批“计划”外的企业生产乘用车，以“鲶鱼效应”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通过“放开一批”，吉利、长城、奇瑞等民企和地方国企得以进入轿车生产领域，并最终脱颖而出。自此，中国品牌轿车的市场比例逐渐提升，洋品牌轿车价格一路下跌，汽车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逐渐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支柱产业。
　　三是在全球化风雨中见识国际仲裁世面。加入WTO后，中国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其巨大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潜力使国际秩序的制定者们开始调整策略，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2009年1月，WTO争端解决机构（DSB）通过了欧盟、美国、加拿大诉我国汽车零部件WTO争端案的最终裁决，认定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有关进口管理中“整车特征管理”的条款以及海关总署等部门的相关管理措施违反WTO规则，要求我国取消有关管理措施。当年8月，工信部与国家发改委发布联合部令，停止执行产业政策中有关章节的四项条款，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委同时废止有关文件。这是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进程中第一次在国际上经历对簿公堂，在产业安全的正面博弈中得到历练。
　　加入WTO以来的17年，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化博弈中得到了什么？
　　首先，形成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格局。自2009年开始，中国新车产销量连续九年雄踞世界首位。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引领世界潮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开放的国内市场环境中，中国品牌乘用车和商用车的产销量多年来坚守住“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国市场成为汽车产业生存博弈的本钱。
　　第二，形成完整的现代化汽车制造体系。经过几代汽车人砥砺前行，我国逐步实现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产业转移等阶段产业升级的历史使命，开始向产业链国际化和产业链变革再造的方向挺进。现代化制造体系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做大趋强的利器。
　　第三，形成中国企业的方阵。经过市场的历练和选择，部分中国汽车企业锤炼出成建制的科研队伍，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工匠群体。一批地方国企、军工转型企业和民营企业逐渐集结成中国方阵，形成中国品牌和合资品牌同台竞技的格局。脱颖而出的中国企业成为产业振兴的灵魂。
　　第四，产业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在宏观层面，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采取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持续推进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汽车投资项目管理、汽车产品准入管理、汽车销售管理出台新办法。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程序，减轻企业负担，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汽车产业生态环境的改善，提振了中国汽车产业做大做强的信心。产业生态环境成为制胜的“底牌”。
　　这一时期汽车产业安全观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深度开放、努力做大、巩固发展利益。
　　三、新时期汽车产业安全观不断扩展
　　随着建设制造强国成为国家战略、进一步全面对外开放成为大势所趋、《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的理念，中国汽车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进入高度低碳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后，届时人、车、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出行服务运营商、城市系统运营商等将实现互联，各个产业链环节上激发出来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也将处于互联状态。这不仅涉及企业自身的运行安全，更关乎国家层面的云平台、大数据和物联网平台的信息操作系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成为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大已明确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全面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和继续降低汽车产品关税的时间表已在研究推进之中。在原有保护性政策措施全部取消的条件下，产业安全观要从控制外方整车股比的内涵，外延到确保汽车全产业链安全可控，实现扩展发展利益的层面。
　　新时期汽车产业安全观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全面开放、持续做强、扩展发展利益。
　　那么，中国汽车产业靠什么在保障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的状态下扩展发展利益？
　　一看大局。如今的中国汽车产业手中至少握有四张维护产业安全、扩展发展利益的“王牌”：一是形成稳定且单一大市场的地缘优势；二是已铸就中国汽车工业现代化制造体系；三是聚集起优质本土企业的中国方阵；四是产业生态环境的预期积极正面。
　　二看趋势。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产业和优质企业的生存需求和发展动机发生转变，对发展模式有了新的设想和憧憬。一是合资方向的改变，从传统汽车转向新能源汽车领域既是宏观的约束条件，更是企业的必然选择;二是合资中方主体的转化，从中央政府引导转向地方政府推动，再转向中国企业主动应对的局面;三是企业成分多样化，企业主体从央企为主转为地方国企和民企也积极介入;四是合资需求有变化，中方企业正寻求开辟产业升级和全球化的新路径，外方企业则希望获取“双积分”以寻求市场份额和成本的再平衡;五是中外实力的对比，中方除市场实力外，开始拥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和资金实力，外方从居高临下转向平等交流和合作;六是从内向外，从以国内市场为主转向兼顾国际、国内市场。
　　三看个案。从中国企业方阵总体的竞争力指标观察，在一些局部开始出现突变的迹象，其中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值得认真研究：一是打破出身、学识和专业的固有观念，在现代化工业时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依旧是真理；二是一系列成功的海外重组并购案，演绎出现代版“蛇吞象”的真实故事；三是通过合资各方努力，创建出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底蕴和传承国际技术血脉的合资自主品牌。这些企业在合资合作中的每一个项目都与新时期汽车产业安全观高度一致。
　　从吉利、长城、长安、上汽、北汽、比亚迪、广汽、江淮和奇瑞等企业所展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分析，构建“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的基本要素开始清晰，新时期汽车产业安全观的雏形已经显现。
　　笔者认为，形成新时期汽车产业安全观的基本要素至少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坚守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的自主性；呈现技术贡献的双向性；体现产品研发的互补性；鼓励品牌建设的共享性；坚持国内外市场的开放性；维护供应链选择和定价的互利性；增强合资企业中方的能动性；提升构建全球价值链能力的主导性。
　　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各类企业如果都能在对外合资合作中践行平等、合作、共赢和创新的追求，就有可能由点到面形成新时期汽车产业安全观的整体解决方案。
　　40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已从有限对外开放、控制外方整车股比、支持中国企业成长、争取发展利益的状态，升华到深度开放、融入全球化、努力做大、巩固发展利益的局面。从开放优先被动防守，到目标优先主动出击，中国汽车产业安全观在不断丰富和升华，在全面开放、确保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的格局下，指导中国尽早实现汽车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