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车开发模式的核心逻辑
整车开发领域高度强调流程与文档的规范性,一份材料若缺失必要文档,便直接不符合要求,这是不容置疑的准则。同时,职权分离是其显著特征,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执行工作的人员或许仅有一位,但管理人员却可能涉及多个维度,甚至有七八个不同维度的角色能够对执行过程进行管控。需要明确的是,这并非对整车厂模式的批判,而只是其运作体系的客观呈现。
这一特质是整车厂运作的核心要点。整车厂的底层逻辑建立在“人是不可靠的”这一认知之上,而职权分离正是质量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机制能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带来的风险,对保障产品质量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模式与硬件特性高度适配,因为硬件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其更新周期必然漫长。无论是修改一个模型、调整一次模具,其投入动辄百万、千万元级别,如此高昂的成本使得硬件开发必须保持极度保守的态度,绝不可能采用敏捷开发的模式。比如如果每天对模具进行细微打磨,短短几天内可能就会造成数千万元的损失,这种方式显然不可行。因此,整车厂的思维模式源于对慢周期事务的处理需求,这是理解其运作逻辑的关键溯源点。
二、软件开发模式的核心逻辑
与硬件开发不同,软件开发不存在如此高昂的边际成本。软件的更新迭代可以灵活进行,今天发布一个版本,明天再更新一部分功能,所需成本极低,因此对短周期业务的响应能力要求更高。在软件开发逻辑中,流程被视为“管道”,更注重系统的可扩展性和数据管路的搭建,强调权责统一,决策过程相对激进,通常能够快速拍板执行,组织架构上也不会设置过多的职权分离环节。两种模式的本质差异在于,一种适配慢周期事务处理,另一种适配短周期事务处理,但它们的核心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控制变更风险,只是关注的成本维度有所不同。
整车厂对V模型开发流程的重视,根源在于硬件变更的高成本特性。由于硬件变更周期长,一旦出现失误,纠错成本极高,因此必须在前期进行充分的准备与验证,尽可能降低一次性投入失败的概率。软件开发虽然变更成本低、迭代速度快,但迭代成本却不容忽视。所谓迭代成本,指的是完成一次调整所需的成本,例如每次调整后都需要人工执行完整的测试流程,而工程师的时间与人力成本是持续产生的。若每次迭代都需要两名工程师投入一天时间进行测试,那么频繁迭代累积的成本将十分可观。但当测试过程实现自动化后,这部分成本便能大幅降低,从而减少对迭代频率的限制。若迭代成本居高不下,管理层可能会要求减少迭代次数,进而导致产品无法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引发变更风险。两种模式在风险控制的路径上存在差异,但核心原则一致,这也是两者在协作中容易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
三、汽车与互联网行业的思维及实践差异
在实际工作场景中,硬件领域的从业者往往会要求软件在发布前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认为这是保障质量的必要环节;而软件领域的从业者则更倾向于通过快速发布版本来暴露问题,再通过后续迭代修复——“发布后就能发现问题,何必在前期投入大量精力检查?下次迭代修复即可”。这种思路虽看似不够严谨,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若为了规避1%的潜在风险,需要投入99%的成本,从投入产出比来看未必合理。这种权衡困境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硬件与软件从业者往往难以相互说服。这种冲突在质量管理人员(多来自传统汽车行业)与软件开发人员(多具有互联网背景)的协作中尤为常见,若无法达成共识,将严重阻碍软件业务的推进,这种现象在算法领域也同样存在。
从模型思维来看,互联网领域的大模型(如人工智能模型)更多采用归纳性思维,重点关注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而非严格的因果关系。例如,在分析吸烟、手黄与肺炎三者的关系时,互联网逻辑下的模型会将其视为相关性问题,即关注三者之间关联程度的强弱,而不深究背后的因果链条。这种归纳思维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拟合复杂现象,最终呈现的用户体验往往更优,但在结果的解释性和过程的可控性上存在不足,这与互联网行业的算法特性及从业者的思维习惯密切相关。
与之相对,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及所使用的算法更偏向因果性逻辑,强调推导过程的严谨性。在上述例子中,汽车行业的逻辑会明确界定:吸烟导致手黄和肺炎,而手黄与肺炎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若无法明确这种因果链条,便会被认为存在安全隐患。汽车行业更依赖演绎性算法,注重构建可解释的逻辑链条。但现实世界的本质往往处于两种极端之间——手黄与肺炎之间是否真的毫无关联?无人能给出绝对答案。因此,两种思维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各有其价值,并非绝对对立。
从认知论角度来看,可控性的本质是大脑在有序与无序的临界状态中反复迭代的结果——有序性能保证事务的可控性,如同“外圆内方”中“方”所代表的原则与底线,不会因外部环境变化而动摇;而互联网思维的“联系性”特质,使其更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同“外圆”的处事灵活度,因此在用户体验优化上表现更优。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技术工具的选择与应用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互联网从业者普遍采用“数据库思维”,使用飞书、Notion等工具,其核心逻辑是数据的关联与流动;传统企业则更依赖Word、PPT、Excel等文档工具,这些工具的优势在于内容的稳定性与可追溯性,不易被随意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行业的工具链倾向。如今,许多初创车企也开始转向互联网工具,正是看中了其高效的协作特性。在算法侧重、开发模式、依赖库选型等方面,汽车行业与互联网行业的差异同样显著:汽车行业倾向于采购供应商提供的平台化解决方案,而互联网行业则习惯基于社区开源资源进行二次开发。这些差异源于底层思维方式的不同,虽然表象上都是在完成相似的工作,但本质上是同一事务在不同逻辑框架下的呈现。
在工程实践中,一个关键原则是:同一系统内必须采用统一的范式。无论是文档体系、流程规范、思维方式,还是工具链选型、标准设定策略,都应保持一致性。若将两种范式混合使用——例如既采用AUTOSAR标准,又要求配置过程灵活化;既使用公共标准地图,又自研仿真软件——往往会导致项目成本激增、收效甚微。这是因为两种思维方式看似相似,实则内核迥异,难以兼容,这是在实践中需要深刻洞察的关键要点。
在生态构建策略上,传统汽车行业与互联网行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传统汽车行业通过OEM与Tier 1牵头,联合制定行业准入标准,以此控制上游产业链,形成规模效应。例如欧洲的充电接口标准,便是通过这种模式构建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最终形成的标准往往“四不像”——看似实现了标准化,却未必是最优解,常常存在体积过大、设计冗余等问题。
而特斯拉采用的是另一种范式:先自研标准,强调精简性与实用性,通过快速迭代完善自身标准,随后通过免费开源的方式推广。这种模式虽然需要承担定制化带来的成本集中问题(如自建充电网络),但通过扩大应用场景(如将汽车技术延伸至机器人领域)摊薄成本,最终使自研标准成为行业主流。互联网行业的许多企业也采用类似策略,例如阿里云、百度等企业将自研控件开源,当用户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研标准自然演变为行业标准。从产品角度而言,这种模式往往能带来更优的用户体验。
在Autosar的应用上,不同背景的企业也呈现出差异化选择。传统车企多采用购买Autosar AP整套服务或外包给供应商的模式;混合模式的企业会选取Autosar AP中的部分组件(如SOME/IP、DDS),自行开发管理工具与运行时环境;纯互联网背景的企业则倾向于全栈自研,从基础通讯库开始重构,因为在他们看来,SOA(面向服务的架构)的实现并非只有Autosar一种技术路径,社区中存在多种可替代方案。这种差异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体现:传统车企习惯于从既有标准出发进行演绎式演进,而互联网企业更倾向于打破既有框架,探索新的实现路径。
四、行业核心挑战与系统级解耦解决方案
当前行业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保证质量(尤其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快速迭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级解耦——将功能体验(互联网逻辑主导的快周期迭代部分)与功能安全(汽车逻辑主导的慢周期保障部分)拆分为两个独立系统,不仅在软件、硬件层面分离,更要在管理层面独立运作。
具体而言,快周期迭代的系统(如辅助驾驶的Pilot功能)应具备独立的云端工具链、车端控制器(多采用MPU)、感知单元及人员培养体系,专注于用户体验优化;慢周期的安全系统(如AEB功能)则拥有独立的技术链、传感器与执行器(多采用MCU),专注于安全兜底。这种分离并非绝对隔离,而是在架构设计上保证两者的独立性,避免相互耦合。
这一策略的核心原则是“功能安全系统不参与主功能实现”。传统模式中,功能安全与功能实现往往混为一体,导致两者相互掣肘——功能实现为了满足安全要求不得不放缓迭代,安全系统也因深度参与功能逻辑而难以专注于核心保障。而分离之后,安全系统的角色类似于“红线守护者”:只要功能实现不触碰安全红线(如超出成本预算、违反安全规范),便不干预其迭代过程;一旦触发红线,安全系统立即介入兜底。
这种设计的优势在于,功能安全边界既是功能实现的保障,也是差异筛选的源头。只有将两个系统分离,才能清晰识别两者之间的偏差——例如Pilot功能的决策与AEB的触发条件之间的差异,这些偏差正是系统优化的关键依据。在辅助驾驶领域,这种差异数据对于训练模型、提升系统鲁棒性至关重要。
工程实践中存在诸多此类解耦案例:在功能维度,AEB(安全兜底)与Pilot(体验优化)分离,Pilot可专注于驾驶体验迭代,无需过度担忧碰撞风险,因为AEB会提供最后保障;在控制器维度,MCU(满足ASIL-D安全等级)与MPU(安全等级要求较低)分工明确,避免所有控制器都追求最高安全等级导致的成本激增;在算法维度,基于深度学习的轨迹生成(快迭代)与基于超声波的急停控制(安全兜底)分离,弥补了深度学习在极端场景下的不可靠性;在架构维度,HPC(高性能计算平台)处理核心功能,Zone网关负责控制器冗余与安全监控。
Mobileye的SuperVision架构是这种解耦思想的典型体现。该架构包含两套独立系统:一套纯视觉系统(基于摄像头),专注于快速迭代,优化驾驶体验;另一套激光雷达与雷达系统,作为安全边界控制,提供兜底保障。两套系统相互解耦,分别进行功能安全设计。相比之下,传统的多传感器融合架构将相机、雷达、激光雷达的数据全部输入融合模块,虽然能提升系统性能,但由于各组件深度耦合,整个系统必须满足ASIL-D的安全等级,设计难度与成本极高。
Mobileye架构的优势在于,纯视觉系统可采用类似特斯拉的快速迭代模式,不断优化算法;激光雷达与雷达系统作为安全兜底,降低了纯视觉系统的安全等级要求。更重要的是,两套系统的决策偏差能产生宝贵的差异数据——当纯视觉系统的决策触发安全系统的干预时,这些场景数据将成为优化纯视觉算法的关键样本,形成“感知-决策-差异-优化”的闭环。这种设计既保证了安全性,又加速了功能迭代,如同让“学生”(纯视觉系统)在“老师”(激光雷达系统)的指导下快速成长。
从安全目标来看,这种设计也更为合理。若将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目标设定为10-7(千万小时无致命故障),单一系统很难达到;而两套独立系统分别达到10-4(万小时无故障),通过冗余设计即可满足整体安全目标。同时,当纯视觉系统成熟到一定程度后,可逐步弱化激光雷达的作用,最终实现低成本的规模化应用。
因此,整车开发文化与互联网开发文化两种文化的差异源于对不同周期事务的处理需求,整车逻辑适配慢周期、高成本的硬件开发,互联网逻辑适配快周期、低成本的软件开发。在智能汽车时代,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系统级解耦实现协同——让功能安全系统专注于兜底保障,不干预主功能实现;让功能体验系统专注于快速迭代,通过差异数据持续优化。这种模式既能保证安全底线,又能提升迭代效率,是当前行业发展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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