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戈恩被捕的一年前左右,日产高管就启动了试图拉戈恩下马的行动。
一直以来,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声称自己是清白的。现在有一些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外媒引援知情人士消息称,在戈恩被捕的一年前左右,日产高管就启动了试图拉戈恩下马的行动。最新消息显示,这一行动的部分动机是日产内部反对戈恩推动日产与雷诺之间进一步整合。
尽管日产一直坚称,罢免戈恩的决定是根据东京检察官对他的指控做出的。但是根据相关文件和知情人士的回忆,日产内部有小团体认为,可以借戈恩被拘留和起诉的契机,使得联盟关系向更利于日产的方向倾斜。
不具名消息人士透露,早在2018年2月,就有人通过电子邮件讨论如何将时任日产董事长的戈恩拉下马。彼时,戈恩承诺让日产雷诺的联盟关系不可逆转,日产的高管们对此非常担忧,随后讨论了戈恩将如何采取进一步措施。
主谋Nada
这些讨论都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即日产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负责人Hari Nada。Nada是一名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律师,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日产,曾负责与戈恩相关的诸多事务。据外媒报道,他领导了跟戈恩事件相关的内部调查,并与东京检方调查的一些涉嫌行为有牵连。
同时,被曝光的电子邮件揭示了Nada是如何收集信息的。根据内部信函,Nada在2018年年中向日产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级经理Hitoshi Kawaguchi建议,日产应该尽早采取行动,让戈恩主导的计划失效。
据知情人士透露,2018年11月18日,也就是戈恩在东京羽田机场被捕前一天,Nada向时任CEO的西川广人 (Hiroto Saikawa)分送了一份备忘录。Nada呼吁终止有关联盟的协议,恢复日产收购雷诺股份甚至接管雷诺的权利。知情人士表示,日产还将寻求废除雷诺提名日产首席运营官或其他更高级职位的权利。据彭博社2019年1月的报道,雷诺对这起调查事先并不知情。
这起事件最终挫败了雷诺与FCA合并以扩大规模的努力,并也阻碍了双方在战略和新车型方面的合作。受产品老化和成本高企的影响,日产的管理层陷入混乱,盈利能力下降。
上个月,日产公布截至3月的上一财年亏损6710亿日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该公司10年来首次出现亏损,同时也创下了日产20年来的最严重的亏损纪录。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该公司市值自戈恩被捕以来已蒸发了一半以上。
1999年,雷诺通过紧急注资将日产从破产危机中解救出来。彼时,雷诺将戈恩派到日产,从此开启了汽车行业具戏剧性的拯救工作。20年后,戈恩一方面作为雷诺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担任联盟董事长,然而日产汽车开始陷入困境。
Nada在2018年4月告诉西川广人,戈恩对日产的表现和亲自挑选的继任者的评论越来越不安。该继任者称,雷诺和日产的合并“没有任何好处”。Nada在给西川广人的信中写道:“戈恩可能带来重大破坏,而你可能会成为其受害者。”
戈恩在日本被控少报约有8,000万美元薪酬,并在日产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日产的资金转移到其他实体。戈恩称日本司法体系缺乏正义感,便于去年底途经土耳其逃到黎巴嫩。
上个月,在日本当局的要求下,两名涉嫌协助戈恩逃跑的美国人——前绿色贝雷帽和私人安全专家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和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在波士顿郊外被捕。日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要求引渡这两个人,但他们均否认犯有任何罪行。
前日产董事会成员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与戈恩在同一天被捕,目前仍处于保释状态。凯利正在等待审判,他被日本检方指控涉嫌帮助戈恩虚报收入。日本检方还在第一轮起诉中对日产提起诉讼。
自戈恩事件发生以来,日产的立场一直坚定,“这一系列事件的起因是戈恩和凯利的违规行为”。在调查了举报人的报告后,日产找到了“大量且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戈恩和凯利都一再否认这些指控。
根据当时的信件和知情人士透露,在戈恩被逮捕的前几天,Nada试图扩大对戈恩的指控,并告诉西川广人,日产应该推动更严重的违约指控。
当被问及此事,西川广人重申此前的公开声明,否认存在将戈恩拉下马的阴谋。今年1月份在贝鲁特新闻发布会上,戈恩指责日产高管设计阴谋陷害他。但西川广人随后向记者表示,罢免戈恩并不意味着消除雷诺在联盟的影响力。
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去年9月,日产在调查中发现西川广人薪酬过高,后者随之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知情人士则透露, Nada和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事实上,在戈恩和凯利被捕之前,日产已做好准备,其中包括,评估雷诺的董事会将如何应对;以及如果雷诺坚持立场,日产又要如何应对。Nada曾在备忘录中表示,日产应该向雷诺明确表示,后者无权参与日产的运营,日产没有义务向雷诺挑选的候选人提供公司内部的职位。
Nada声称,由于戈恩被捕,应该废除约束该伙伴关系的合同,即RAMA,以及为监督公司治理而成立的荷兰实体雷诺-日产BV。 据称,这将使日产获得收购雷诺股份的权利,以剥夺雷诺的股权甚至接管雷诺。
长期以来,RAMA一直是日产和雷诺之间的摩擦根源。自2015年起,雷诺持有日产43.4%股份并拥有完全投票权,而日产则仅持有雷诺15%股份且无投票权。
消息人士的邮件还提供了更多细节:日产可能是通过安排凯利从美国前往日本参加董事会会议,策划其被捕。Nada曾在邮件中写道,“凯利原本计划在感恩节后回到日本”,但其告诉凯利公司急需他回日本。
在戈恩被捕数月后,日产并没有像Nada提议的那样改变双方的合作关系。尽管日产在任命高管方面赢得了更多话语权,并取消了戈恩担任的职务,但是双方的持股结构仍保持不变。
自那以后,尽管双方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停火协议”,但不平衡的股权结构仍未得到解决。上个月,两家公司宣布了旨在加强运营整合的措施,希望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自西川广人离开日产后,日产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小组来管理公司。但随着副首席运营官关润(Jun Seki)辞职后,首席执行官内田诚(Makoto Uchida)和首席运营官阿什瓦尼·古普塔(Ashwani Gupta)将面临更艰巨的任务。
在戈恩倒台一年半后,许多关键人物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Nada虽然还留在日产,但被分配到到一个较小的部门。今年2月,西川广人离开了日产董事会,与该公司不再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凯利住在东京的一套公寓里,在等待审判。
至于戈恩,目前则居住在日产此前在贝鲁特购买的房子。他誓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并恢复自己的声誉。日本方面表示,将继续寻求将戈恩绳之以法。但问题是,日本与黎巴嫩没有引渡条约,因此戈恩不太可能在日本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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