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铁龙、通用相继落户中国
二汽是北戴河会议定的全国三大轿车基地之一，而且二汽是生产小排量的普及型轿车。首先来和二汽谈的是日本的富士重工。日本人也懂得走上层路线，富士重工的社长曾经专门给谷牧同志写了封信，提出希望和二汽合资，年产30万辆微型轿车，并且附带了很多优惠条件。谷牧同志把信转给我，我又将信转给二汽的厂长陈清泰，让二汽与之接触。不久，陈清泰那里的信息反馈回来：没有谈成，富士重工的微型车太小，不符合中国国情。
于是我建议二汽再与美国通用谈。通用公司驻北京的代表王庆彬陪同二汽的代表到美国通用总部，但通用提供的车又太大了，不符合二汽轿车的定位。全国三个基地，那两个搞得热火朝天，惟独二汽没有着落。我着急了，亲自飞往美国，找到通用公司的董事长：“我国的二汽要上轿车，你提供的车型不合适。希望你能从你们的车型中，挑选出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车。”
他向我推荐在德国欧宝公司生产的欧宝车，但表示他们需要重新组织谈判资料、市场调查等，恐怕得需要时间。我回国后不久，二汽告诉我，基于法国方面提供的优惠条件和全世界几大汽车厂商在中国布局的情况，还是希望和法国谈。法国政府积极支持雪铁龙这样的大公司向中国投资，答应向二汽提供政府贷款，雪铁龙公司也保证合资后，部分产品出口。这两点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外汇平衡，一个出口，这两点通用、大众都做不到。但由于1989年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欧美等西方国家集体制裁我国，法国政府答应的政府贷款也停了，这对二汽轿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雪铁龙落户中国之后，1997年全国轿车工业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上汽又有了新的大动作。经过挑选谈判，上汽和美国通用公司决定合资。由于上汽已经与德国大众合资，又要和美国合资，引起了一些不同看法，结果中汽公司的几位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写信，认为此事对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不利，对此事表示反对。他们的信写好后给我看，要求我也签字。我认为，轿车工业发展应该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的成熟的和有益的经验，同时西方大公司间的竞争是有利于我们的，采取人为的手段去干预不太合适，所以我没有签字。结果这次上书没有回音。
上汽与通用合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最新的车型和轿车研发的最新技术和科研成果。而通用希望的是扩大在中国的产量，占领更多的市场。双方各有目的，谈来谈去，最后双方都做了妥协，达成了协议。合资项目的生产纲领是15万辆，同时通用公司在上海建设先进的研发机构，就是现在的泛亚汽车研发中心。
通用的到来，尤其是泛亚汽车研发中心的建立，给最先来到中国、建立了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南北两大轿车集团的德国大众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大众集团进入中国市场10年了，它所做的就是提供20世纪80年代的车型“桑塔纳”和“捷达”，除此以外，它们既没有提供新车型也没有提供轿车生产的核心技术，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当成它的汽车装配厂，独自享受中国轿车市场丰厚的利润。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现在美国通用公司为了从中国的轿车市场中分一杯羹，拿出我们需要的轿车研发技术，这自然对德国大众形成了压力。鉴于这种形势，为了保住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德国大众在上海也加大了技术投入分量，建了试车场和技术研究所，拿出了新的车型。这就是竞争的好处，用时髦的政治术语叫打了“通用牌”。
其实大众公司的董事长多克尔·哈恩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在我们决定发展轿车工业之初，他就看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判断中国轿车会有较大的发展，值得投资。所以在公司内部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时候，力排众议，在西方其他大汽车公司还没有涉足中国之前，率先和中国合作，抢先登陆中国市场，尝到了甜头。但多克尔·哈恩绝不是只要尝点儿甜头，他还有更大的发展目标。他给当时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写了封信，内容是：大众公司和中国在上海合作，这是我们大众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中国今后只能和大众合资，不能让第三者参加。他想要独家在中国发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还想再和二汽谈合资，这当然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西方有一句谚语：“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到一个篮子里”，我们的合资对象也理所当然地不能只定在德国大众一家，所以后来二汽的合作对象不是大众。我们合资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在自己水平尚低的时候，可以让出一部分市场来换取技术，但绝不是拱手让出自己的全部市场，让别人来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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