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车企走出去高峰论坛】圆桌对话：加强内外部协同发展，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主持人：王海芳 上海出口基地的副总经理

对话嘉宾：

孙晓红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

崔京涛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口贸易险承保部处长

Alejandro Salas 墨西哥驻上海领事馆商务参赞

Rashmi Urdhwareshe 印度汽车研究协会会长

沈庆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证研中心国际化战略和政策研究部部长

王海芳：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加强内外的协同发展，推进国际的产能合作。首先想问一下孙秘书长一个问题。孙秘书长我们最好欧洲，因为欧洲的市场比较成熟，而且我们可以发展新能源。由于国家政策的大力的促进，所以有大量的新型和传统的势力，按照大家规划的产能有上千万了。我们现在不是弯道超车，我们已经选择了一条变道超车，我们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可以在一些欧洲，实现一个新的突破。欧洲的市场依然是饱和的。

孙晓红：新能源的产能还在不断的增长，2020可以达到7%到8%的水平。目前的新能源车一个是价格贵，第二个使用的习惯和我们的燃油车还不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需要找一个高端的市场来分享新能源车。另外从中国的新能源车的情况来看，我们通过在欧洲的考察和技术分析，完全的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无论是乘用车还是商务车，我们的环卫部门的32吨的洒水车，我们向欧洲朋友介绍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不可思议，太厉害了。

王海芳：刚才崔处长说的关于中信保，尤其是200%的赔付率，这个钱是补贴给企业的，而且有50%的企业投保，但是我们反过来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海外出口这个风险不是一般的大，我不认为50%没有投保的，是不是比投保的就没有风险，有可能一些风险更大。既然是投放的，你们的补贴率这么的大，我就想知道海外市场的风险。我们刚才说的大量的零部件，到了美国和日本，这些零配件原本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品牌，只不过是在在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工厂，反销给美国和日本，我希望您可以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中间的风险，因为这风险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太重要了。

崔京涛：50%的概念是一个金额的概念，不是企业。客观来说我们的覆盖率企业的层面是接近100%，有很大的不利的预付款。基本是100%的覆盖了。所以您提到的风险，我详细的说一下，刚才说的第三世界比较多，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把风险分为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买方的层面，第二个是国家的层面，无论是整车的交易对象，还是汽配的交易对象，一类就是本来就是配套出口，无论是在合资的企业，还是国内自主的企业，这种相对来说风险是相对的低的。

汽车这二年的交易战很多，我们更多的不是补贴，而是一种扶持。所以当地的经销商也会有一些经营上的起伏。这种风险造成了我们很多的大小企业都一样，只不过是自身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做配套，还是自己开发的经销商，我们轮胎行业这些年经历的反倾销是最多的。现在就直接导致了他们不得不去东南亚建厂。从这个层面来看，因为很多的经销商还有它的下游，这种消费品的话，可以看到美国这二年的经济也不是特别的好，传统类的一些百货商店都做不下去了，有很多的消费类的传统经销的企业对下游的收款也是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因为是金融机构，我们整天和风险打交道比较多，我们希望在企业的层面，他也这么一个意识去规避。

王海芳：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Alejandro Salas，您说到了供应链方面的精确度。比如铸造的方面，我想知道所有的这些要求，这些是高附加值还是低附加值的？

Alejandro Salas：低和高价值都有，这一点是很有新意的，有一些配件是从中国进口的，但是最主要的是从美国和中国，当然也有从其他的国家来进口，对于中国在北美建厂，大部分都是在墨西哥，因为墨西哥的劳动成本比较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现在对于供应链的要求，对中国的企业很有益，很多中国的企业也挪到了墨西哥，因为离蓬勃发展的美国市场比较近。今年美国，墨西哥针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非常的激励，也谈到了当地的配件市场。我们也和美国进行谈判，我们预测到明年的三月，还会维持现在的局面，现在的投资还是不断的涌入墨西哥，消费量也很不错。我们也希望从亚洲，从中国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

王海芳：中国的零配件的体系和工艺，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因为我们的体系非常的完整，在美国有一些相对比较低端的零配件企业，已经离开了美国或者是转移到了中国，但是在整个的配套体系中又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在美国和墨西哥反而缺的是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

我想问一下印度的这位女士，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很多的中国的制造商，他们说和印度的公司合作很困难，可能我们有不同的文化吧，我们想要知道如何的和印度的企业合作，就是外国人到印度投资还是很少的。

Rashmi  Urdhwareshe：关于技术这一块，中国的制造商，他们在印度当地建造合资企业，他们实际上都很成功，还有很多成功的日本企业。印度最大的一家汽车制造厂就是日资的。欧洲在印度的汽车制造厂也很成功，包括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合作，一开始可能觉得到印度比较困难。因为印度有很严格的管制，还有法律法规，比如是环保方面的。可以找到象我们这样子的中间方，这是我的建议。

王海芳：沈庆部长长期都是在做这一块的研究，您肯定有相当多的这一方面的经验，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稍微的时间长一点。

沈庆：各位代表大家下午好，非常的高兴参加这个论坛，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部门，我们的是隶属于中国汽车政研中心，我们主要是负责中国汽车产业的相关的制订的政策，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关于国际化战略方面的，包括“一带一路”的东西，这个部门配合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这些部委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包括一些管理的工作。我们国家针对出口的管理的文件，都是我这里携手商务部在做。我们为技术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包括自贸区谈判中的一些汽车产品的促价和要价的方案的准备，我们也是相当于政府的行业的智囊团。

我这个部门主要是负责以下的工作，为出口企业提供服务，第一个是提供出口的支持，包括大量的文件的支持。第二个我们也开展了海外市场产业和政策的研究的工作，利用我们的情报所，试验所，我们搭建了中国汽车出口服务平台，为海外20多个国家的相关的汽车产业和政策进行研究工作，我们也形成了一些研究报告，目前我们对这些研究报告进行持续的跟踪，包括一带一路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国家，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国家的汽车产业和市场的政策，我们也做了密切的跟踪，包括我们也开展了“一带一路”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的工作。

第二个我们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因为我们08年开始，受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委托，12个国家出口基地作为主办单位，我们中国汽研中心作为承办单位，进行了十届的汽车企业宣讲会，邀请了20多个国家，80多位的专家介绍海外的汽车产业政策和相关的法规，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重点市场的范围。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宣讲会，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高更好的支持，因为这个宣讲会是免费的，我们希望为中国市场创造更多的机会。

此外我们也陆陆续续的开展了十几次的培训服务的工作，也是为企业提供培训，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手上的资源，为企业提供走出去的帮助。另外我们提供交流的工作。我们和俄罗斯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和20多个国家汽车相关的法规的部门进行联系，利用他们的渠道，包括对当地招商引资的信息，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多的服务。

王海芳：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还是面临着比较明显的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一带一路”产能的转移和产能合作，大家普遍的认为，产能合作别不一定等于是落后就要淘汰的产能，这个产能如果转移到国外，比如是伊朗，依然是他们急需的技术和产能，所以关于产能过剩和产能转移，其实更多的还是转移给了零部件企业，因为我参观过很多的零部件企业，主机厂会很强势的要求你必须上多少，要保证五千套，那必须产能放到了七八千，甚至是要求你这一条生产线只能给是它生产，其实生产线是不饱和的。那针对中国的中小型的零部件企业，针对产能过剩和产能转移，因为上下受到挤压，受到主机厂和原材料的挤压，他们应该如何生存？

孙晓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说的产能过剩和产能转移是生产过程，原材料配套，整个体系的转移，比如是在国外建厂，我们要选的肯定是最新的设备，否则的话你无法运作，所以说产能过剩和产能转移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绝对不是把旧的设备拆了运过去。

王海芳：崔部长，我们上半年和伊朗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关于伊朗的零配件企业，他们有大量的产品，他们急需和中国的企业合资建厂，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是伊朗的资金的成本特别的高，但是这个零配件也是特别的需求，我就需要出钱出技术，仅仅是出口的话，伊朗政府也不喜欢。我们也交流了半年，迟迟的没有建议，您觉得中信保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

崔京涛：您听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这是“一带一路”上一个典型的政策性的产品，广义的来说，这是可以解决您说的这个问题的。沈部长刚去过伊朗，应该对伊朗的情况更了解一些。

沈庆：今年的11月11-14日，我正好陪商务部的几位领导去了伊朗，和伊朗的几位部长交流过。因为伊朗这么多年被美国进行制裁，在伊朗刷不了信用卡，而且当地的货币的贬值率非常的高，金融体系非常的脆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伊朗也要发展汽车工业，伊朗的司长说非常的欢迎中国的企业出口到当地，他们的车型普遍的偏低。那个车很简单，连安全气囊都没有，安全性非常的差，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所以我们当地的企业象华晨，奇瑞的安全性都比他们要高。当地的伊朗政府也希望新的车型可以替代他们的老车型，因为老车的排放也不行，但是这位司长说你们中国汽车有效的弥补了我们在中档车这一块的空白，他们希望中国企业可以在当地投资建厂，目前就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就是奇瑞，在那里投资建了一个工厂，按照新的产业政能要求达到70%的国产化率，这个难度非常的大，因为伊朗的零部件产业非常的差，他们除了一些座椅，一些简单的塑料件可以做，其他的零部件几乎都做不呢，因为被美国制裁这么多年，制造业非常的差。他们也在提供一些零部件的支持政策，后续他说会把相关的文件发给我，我回国大半个月了，到现在也没有见到这个文件，可能是他们有这个想法，但是落到实处很难。

他们的零部件的优惠的刺激的政策，也很难实现，这样子的话，国产化率到19年要达到70%，难度还是非常的大。而且伊朗这个国家的政策的不确定性非常的强，2013年的时候提出了排放达到欧4的排放，要求到15年政策执行，结果到了15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企业当时还是比较实在的，觉得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个排放的要求。当时我们在排放新车型的时候，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伊朗国内的企业就更不要说了。因为他们的组装的线的水平更低。

正式执行的时候这个政策又取消了。所以要想真正的守着这些规则来做，但是有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在执行性方面非常的差，所以19年的国产化率70%很难达到。

孙晓红：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融资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以伊朗为例，我也和很多的企业交换过意见，伊朗有石油，我们卖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通过石油，融资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我们也希望金融机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比如说奇瑞，他们在那里卖车，一般都需要提供汽车金融。这个金融量很大，他们说瑞虎可以卖到27万人民币一台，但是融资的难度非常的大，限制了他们的销售。是不是可以通过石油方式来换回融资，我也想借这么一个机会和金融机构提一下。

崔京涛：这个国家是非常的敏感的。刚才提了很多的建议，事实上在操作的层面都有，可能有一些不大适合在公开场合这么说。会长说的这种模式，其实我们中国的金融企业在很多的产油国都有类似的，其实是非常的成熟的，执行的情况和效果，应该说经验和教训都有。汽车产业是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视的产业，它在里面的利益的关系，总是非常的多，会涉及到本土的国别，本土的利益的集团，所以往往它的政策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金融的安排都会比较复杂。所以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一方面的参与的程度和能力还是要有信心的。

很多的时候企业对我们供应的产品，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宣传的不够。在所有的国家，包括特殊的国别都做，如果是想具体的了解，我们下面可以具体的沟通。

王海芳：中信保确实起了很大的活动，上一个月你们有一个活动，我也去参与了，大部分的都是汽车行业，在伊朗出口，中国的汽车企业也是最大的。我想问一下Alejandro和Rashmi ，在墨西哥有很多的地方会有一些汽车产业园，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国际上的一些汽车品牌，比如说像大众这些品牌，他们和零部件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是整车厂来了，零部件绑定着一起来，还是整车厂来了，零部件慢慢的跟着来，因为前几天就有一家零部件的厂家跟着吉利一起去俄罗斯谈，如果吉利在那里建厂，那绑定几十家的零部件企业一起去俄罗斯建厂，因为这个体系是比较封闭的。我们想知道在印度和墨西哥市场，其他的大的品牌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有了这个方向，我们是主机厂领着零配件去，还是应该怎么样？

Alejandro Salas：好的，车厂都会有相关的沟通，比如是去墨西哥，去几个省设厂的话，他们会有相关的沟通。这样子的话，中国的配件厂，都会在大的车厂的旁边建厂。一般对于我们的工业园来说，都会专门的划一块给配件厂，这也一种推动。关于物流的方面，现在在中部和北墨西哥地区，现在主要是用于汽车制造业的划定。那我们也是派了一些联络官员在那里开展业务。

Rashmi  Urdhwareshe：车厂这一块，当然是有它所处在的行业所决定的。可能有二种情况，他们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合作，或者是他们独立的开厂，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关于后市场这一块，这个有相关的法规。有很多的配件，他们都是直接进入后市场的。因此要和OEM紧密的合作的。在后市场这一块，它是比较强劲的，特别的有潜力，比如说轮胎这一方面。那印度在这一方面也推出了很多的激励的政策，但是其他的国家也争夺的很激烈。

后市场也是这样的，我们政府也有相关的政策，那么有相关的进口的政策来看一下它是否是直接进口的，直接进口的是有相关的限制的，但是印度生产的话是没有相关的限制的。

王海芳：奇瑞在伊朗是一个深度合作，一他们也带了一些零配件厂家过去，是不是因为奇瑞，一些零配件厂家可以拿到一些比较稳定的定单？

沈庆：奇瑞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中国企业在伊朗真正的投资的也就是奇瑞这一家企业。奇瑞是和当地的一家不是很大的企业。这一家企业，因为在汽车的方面比较弱，不是这么的强势，奇瑞利用了当地的资源，操控的能力更强一些，当时合资成立了这么一家公司，当时是贴牌生产，就是QQ，标上写的就是MWM，当时找的20年是免税的，那天我们和奇瑞也沟通了一下，我们企业的国际产能合作这一块，整车企业我们大家共同的用一条生产线生产，但是零配件的话，在当地建立产业园区以后，在伊朗比较大的，第一个是奇瑞，第二个是江淮，第三个是力帆，因为大家都要求国产率化，不通过它的话，很难达到这样子的标准。国产化率和进口的整车的关税是进口的。就是CBO的整车进口是80%的关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采用一个新的模式，明年利用国际产业联盟的情况，我们重点的了解一下，看看企业有什么需求，我们组织若干家的企业，充分的利用零部件，具体的数字我记不清了。把整车的汽车整合在一起，我觉得零配件汽车的提升，可以为当地的企业提供支撑。

第二个是在泰国，因为零配件跟不上，现在我们的整车企业，中国汽车走出去，现在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就是零配件的供应跟不上，一家整车企业很难满足最低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把零配件整合出去，为若干家的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这样子才符合“一带一路”的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

王海芳：上午我们听了吉利走出去兼并的道路，对于吉利这一类特别大的企业，兼并的成功率很低，中国可能只有10%左右，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家有一些什么建议？

孙晓红：这个是各有利弊，关键是看企业是怎么考虑的，一般的话，没有股币的限制，如果是独资经营权比较灵活，要借助当地的资源，关键是投资方怎么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

王海芳：大家会觉得很难，因为一个是文化的差异，这里面的各种差异特别的大，不是没有钱出去，也不是中国的政府不支持，我收购了，我兼并了，如何整合，这个整合是特别特别的难的。所以我们和很多的企业沟通下来，大家出去特别的难。对于制造业来说，没有产能不行，但是产能不是一下子有的，如果我不去当地建厂，大量的出口量很大的企业，都受到了关税的限制，各类的反倾销的限制也特别的难，那我们想出去，但是怎么样出去，可以确保失败率低一点，比如是跟着主机厂出去，但是主机厂的这个产能更低了，从你们关注的这些方面，可以给中国企业一些建议吗？

孙晓红：汽车这个行业，凡是对贸易方式有抵触的国家，反而是更欢迎投资。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只有反对倾销，投资才能进来，这是第一个观点，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我们的企业出去，一定要借助与专业的咨询公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专业的咨询公司，他们给你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当地的税收，怎么样避税，怎么样政策用足，工会的组织怎么样去协调，这一方面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西班牙的时候，王健林买了西班牙大厦，后来又退出了。当时的咨询公司和我说，如果经过他们的咨询，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

崔京涛：其实走出去的话题，在中国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现在海外的资产，已经超过了2万亿，从这个程度来说，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好的经验和坏的教训，因为我一直强调我们做产业的同志们，可以去了解了解金融。我是在金融业对汽车走出去是比较了解的。作为产业的话，你肯定是要了解利用金融的工具，利用咨询的工具。包括我们很多的贸易类的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步伐很大，也交了很多的学费，这些都是可以相互的借鉴的。汽车产业我的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巴西市场，巴西市场2010年开始，所有的行业都往外冲，他们要求本土化，我们交了很多的学费。真正的做成功的也有，但是很少。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概念，吉利有一个自己的战略，用走出去倒逼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的方面，咨询的方面，包括贸易类的，他的那些经验这些都是可以慢慢的学习，我就简单的说这些。

Alejandro Salas：中国的企业他们做了一些研究，比如说有一个汽车制造商，想进军汽车市场，带着他们想并购的品牌过来，他们有非常好的战略，因为他们的所兼并购的品牌是有国际知名度的，我们觉得墨西哥以后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过来。

Rashmi  Urdhwareshe：在我们印度，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的客户，他们是有这种并购和国际合作的需求，我觉得这二个方面，他们都必须要共同的去沟通，然后才能达到共赢的一个层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必须要看对方需要什么，双方要了解各自的一些需求，而且要更多的了解本地的政策等等，而不是说你的研究的方向是单向的，那中国还有印度，我觉得你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沟通，而且可以建立一个互惠的结构。做的好的话，这是非常好的。

沈庆：一个是海外的并购，一个是海外的直接的投资，我们觉得海外的并购，不管是什么产业来说，是获得当地市场资源，包括技术是最接近的一个渠道。因为我们国际的先进水平是有差距的。包括这几年在零部件的海外并购的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海外的并购的方面，也有成功的案例，在海外并购的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谨慎，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不然的话，风险不比海外并购的风险小多少，海外并购的话，风险可能会更小一点。我们去了印度，和当地的中资企业进行座谈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企业谈的最多就是投资，包括迪拜，包括阿卡拉都是一样的，要求你在当地投资，包括解决本国的高失业率，我们在土耳其投资，政府是非常的欢迎的，给了我们很多的优惠的措施。投资的话，他们肯定是欢迎当地投资的，包括在伊朗，中资的企业也在谈，因为伊朗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我们和伊朗的大使也提到过，伊朗总体的政治经济环境还是不错的。而且他们现在明显有一种向西方靠的感觉，就是一直在等着西方回应。不象前几年他们对美国和西方非常的敌对。现在缓和和西方，美国的关系以后。伊朗无论是人口和资源都是很丰富的，底子还是有的，这几年伊朗的情况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如果早投，晚投都要投，先进去的时候，可能给你的优惠政策更多一点，我的个人的感觉，你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都是中国的企业，都是中国的品牌，尽量不要再内部进行所谓的恶性竞争。因为对方也会和你谈条件，这样子的话，把我们自己的利润压到了最低，尽量的把利润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大家有一个底线的基础上，不要恶性，最后损害的都是我们自己。

王海芳：我觉得孙部长说的特别的对，因为我们和很多海外走出去的专家沟通，刚才的几位嘉宾都提到了，无论是兼并也好，还是在海外设厂，最主要的是对当地的文化会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先了解清楚了非常的重要。兼并的话特别重要的就是找一家特别靠谱的咨询公司，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会帮你发现和规避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是不同的文化很难发现的。

还有日本、韩国的商会先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和当地建立比较好的关系，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现在中国的中小制造企业，普通还是有一个焦虑的。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产能转型，加上中国的电动车的催生，每一个企业都会觉得岌岌可危，这种焦虑并不是说轻易的走出去可以解决的。因为走出去有可能比在国内发展更加的难，很多的企业都会有这种经验。这些企业都是当年在那里设一个办公室，慢慢的做，获得认可，然后扩大出口。在水到渠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资和设厂，最终是会一步一步取得成绩的。

吉利的话，它现在有了一系列的成功，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多了解信息，尽可能的了解当地的文化，再去考虑我们走出去的路应该怎么走，谢谢大家。

吴松泉：今天这个会我们有五位专家演讲，最后一个是对话的环节，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汽车出口，汽车走出去，如何用比较简练的语言，把今天下午各位专家讨论的观点来总结一下。汽车行业要走出去，第一你要有战略，你得有想法。第二你要把车做好，就是从国际并购来说，你也要把车做好。第三个海外经营要诚信。第四个要充分的利用中国的政策，比如说“一带一路”，比如说出国金融保险，还有很多其他的政策。第五也非常的重要，你去国外的市场要合规，要符合别人的法律法规，要符合别人的认证，最核心的可以归纳为这五点。

我们这个论坛一年搞一次，今天我们的会议就算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期待明年我们再见，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