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熊猫

　　1988 年底我60岁，离开了中汽联的领导岗位，但对于正在进入快车道的中国汽车工业仍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我每天睁开眼睛是汽车，闭上眼睛还是汽车，打开书是汽车，拿起报纸也是汽车，同事、朋友见面、打电话，谈的还是汽车。有人说我这是思维惯性。我自己却不这样看，我认为这是责任。中国汽车工业是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发展起来的，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逐渐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关心和关怀，它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我的一生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度过来的，可以说，共和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都经历过，我和汽车的关系就是血与肉的关系，是精神与肉体的关系，要我退休，每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去过那种清闲的日子，不想汽车，除非是我的生命终止了。

    1989年夏天，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一时间，外国投资者纷纷从中国撤资。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一家公司却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在广东建设熊猫汽车厂。

    “熊猫”汽车的背景是一个韩国的教会组织，这个教会叫做“统一教”，100万教徒遍布世界各地。该教会资金雄厚，美籍韩人帕克是教会的司库。1989年8 月，“熊猫”宣布要在广东独资建设一座年产30万辆的轿车生产厂，在和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洽谈后，决定熊猫汽车厂建在交通和投资环境较好的惠州。这时李鹏同志把我找到他家，他和夫人朱琳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一番寒暄后，他对我说：“祖涛啊，熊猫汽车厂在这个时候来中国投资，这可是件大事，你到广东去帮助做好这件事。国务院任命你为广东省政府的特邀顾问，你代表国务院和我去协调熊猫汽车厂在广东的建设。”

    国务院总理对我这样说，我认为是对我的信任，再说又是干我的本行，帮助发展汽车工业，我当然是很愿意的，就这样我来到了广州。

    韩国“统一教”来中国主持投资工作的代表叫金博士。这个金博士和帕克都不是汽车行业的专家，他们只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尚未开发的汽车市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投资的最好时机。他们虽然不懂汽车，但他们高薪聘请了美国通用、福特的专家来帮助他们建设熊猫厂。有懂汽车的人来参与建设，这我就放心了。

    “熊猫”的投资是很快的，资金按时到位，广东的配合也很积极。“熊猫”在惠州的郊区征用了几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了能容纳总装、冲压、焊接等全部生产活动的18万平方米特大钢结构厂房，仅这个厂房和附属设施就花了近8亿美元。厂房的建设质量非常好，车间地面的水平精度很高，可以直接将机器设备安装上去而不需要再调平。前面讲了，他们自己没有企业，但作为投资者，他们有钱，聘请了专家，并且在美国购买了汽车工厂。为了了解他们美国工厂的汽车生产能力，我和广东省副省长匡吉、惠州市市长李近维以及广东省计委、经委的负责人一起专程到美国去看他们的工厂，看他们生产的车型。我最关注的是熊猫厂究竟生产什么车型，到那里看了后才知道，他们选的是南斯拉夫的“红旗”轿车。这一款车档次较低，我对这个车型不满意。了解了我们的意见后，他们表示可以更改车型。经过协商，他们又和日本的一家商社接触，准备买丰田的车型。经过我们同意后，“熊猫”和日方开始了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熊猫”汽车会突然出问题。就在“熊猫”已建好厂房，正在和日本谈判引进新车型的时候，由于国内特殊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熊猫”因其“统一教”的背景，在中国的投资受到了非议。国务院的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在惠州视察时说：“这个汽车厂就不要搞了，已经建好的厂房可以改成贸易大厅。”正在陪同视察、侃侃而谈的帕克当时就愣住了，我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没有任何过多的解释，“熊猫”在中国流产了。

    后来我得知，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改革开放遇到了相当的阻力，对外合资和外商投资都遇到了非难和指责，“熊猫”也成了这种非难和指责的牺牲品。这时我才体会到，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改革开放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还有很多坎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