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汽车走了很多弯路
北京的汽车发展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1962 年，一机部调我来北京规划全国的汽车工业，我们从全国大大小小近百个汽车厂中选定了北京、南京、济南、上海4个地方重点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汽车工业年产值占全国第三位，专业化的生产厂全国第一。如北京汽车二厂（小批量生产轻型车）、北京汽车厂、北京内燃机厂、北京齿轮厂、北京摩托车厂、北京旅行车厂、北京吉普车厂等，有很好的发展汽车工业的条件。当时我的设想是，在中国的首都应该有一个大的汽车厂，其中包括轿车厂。
1963年，根据战备的要求，军队需要军用吉普车，考虑到北京的基础，于是在北京开始试制。这就有了后来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北京吉普”。
“北京吉普”一直生产了近20年，但由于当年定的生产纲领也就是5000多辆，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对汽车的需求日益增加，“北京吉普”产量低、技术落后的矛盾也就日益突出。1983年，在小平同志“发展汽车工业可以合资”的思想指导下，“北京吉普”开始考虑和国外合资。
根据饶斌同志的意见，我们组织了新的谈判代表团，我任团长。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AMC汽车公司。经过谈判，最后协议由我和AMC公司副总裁克莱尔签订，内容为：中美合资组建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总投资5000万美元，美方出1600万美元现金，中方以设备、厂房折算，生产AMC公司1983年投产的吉普车型系列产品和原北汽吉普车改进后的车型。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和外国公司的第一个合资项目，它还在上海大众项目的前面。第一任总经理是美国人麦克尔。
1983年5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陈慕华副总理主持了合同签字仪式。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第一次与国外合资。合资公司主要是为部队提供前线战斗指挥车。
北京形成了一定的汽车生产能力，但这个能力和我原来预想中的生产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总想找机会再在北京上一个大的汽车项目。1985年，我与通用公司的董事长斯坦博联系，我说，我们要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的汽车联合企业，产品以轻型汽车为主，包括轿车、客货两用车等多种车型，你们是否愿意参与建设？他当时就表示，愿意积极协助参与建设。于是我找到当时的计委主任姚依林、副主任宋平，向他们陈述在北京建设大型综合汽车厂的好处。同时我还找到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副市长张鹏、市委常委陈元、原市长焦若愚等一大批领导。北京的领导听我这么一介绍，都同意在北京搞一个大型汽车厂。但自己建设没有那么多钱，即使是和美国合资，国家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的资金，于是我们中汽公司关于与美国通用公司合资在北京建设汽车厂的报告就压在了国家计委，一直批不下来。我很着急，又想办法通过关系把报告交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圈阅了我们的报告，以后陆续有谷牧、张劲夫等十来个国务委员以上的领导也圈阅了我们的报告。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计委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但又留了个尾巴，建设工程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北京先建设零部件企业；第二步，再建设整车厂。考虑30万辆的大项目仅靠北京的力量不够，我们又联合航天部、兵器部参加。
对这个项目，我们的积极性很高，每个星期都在一起开会。我们的合资对象美国通用公司也来考察了多次。以后，他们向我们提议，先建设一个发动机厂，通用提供一条正在使用的2.0~2.2排量发动机生产线。通用表示，这条生产线我们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们。经过考察，通用的生产线的技术水平比国内的要先进得多，是一条很好的生产线，价格也非常合适，我们领导小组同意了。于是派出北京内燃机厂的黄厂长带队组织一批工人到美国去把这条生产线拆了运回到国内。通用来了一位副总裁和北京市签合同，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还专门接见了他。合资的合同签了以后，我去抓别的事情，这个项目就由北京市来具体落实了。但问题也就来了，有了发动机生产线，还要有与之配套的生产几十万吨铸件的大型铸造厂。通用公司表示可以提供一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铸造厂，他们的副总也多次来北京洽谈。北京市初步决定把这个厂放在大兴县。由于具体地址上的意见分歧，美国人来了十几次，但双方还是谈不拢，美国人一气之下甩手走了，结果安装了发动机生产线却没有铸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北京不上这个项目了。
一个花费了很大精力、惊动了国家的最高领导、由国家拿钱的30万辆汽车项目，就这样无疾而终了。我为此而苦恼了好久，我怎么也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也多次找人打听，知情人告诉我，这里面很复杂。可以说，北京的轿车起步和一汽、上汽同时，早于二汽，结果北京汽车总量却由全国的老三落至十名以后，对此，北京的很多干部和有识之士也为之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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